当指尖抚过《乡村诗志》淡绿色的封面，烫金的字迹在浅米色的底色上沉静舒展，稻浪的纹路在纸页间缓缓起伏，三只飞鸟掠过天际的剪影，像三行未写尽的短诗，在留白处藏着无尽的余韵。封面上那句“这是一本诗集，这不只是一本诗集”，在我掀开扉页的瞬间，便有了最真切、最厚重的注脚。

此刻城市的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喧嚣，霓虹在玻璃上晕开模糊的光斑，写字楼的灯光次第亮起，将夜晚的都市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书页里翻涌的，是带着泥土清香的晚风，是田埂上未干的晨露，是乡村屋檐下摇曳的灯火，是麦浪翻滚时的簌簌声响，是57位诗人以笔墨为犁，在新时代的乡土大地上，耕植出的一片葳蕤蓬勃的诗的田野。作为一名在城市里久居的读者，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文化快餐化的时代，能沉下心来读完这样一部厚重的诗集，与其说是一场文学的阅读，不如说是一次精神的归乡，一场与土地、与时代、与无数鲜活生命的深度对话。那些带着稻香与露珠的诗行，穿过城市的霓虹与钢筋水泥，直直撞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我在字里行间，重新读懂了乡土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重新读懂了诗歌与时代、与人民、与土地之间，那根从未断过的精神脐带。

一、新诗中国：以诗为志，锚定时代的精神图谱

翻开《乡村诗志》，最先触碰到的，是“新诗中国”丛书深植于学术沃土、扎根于时代现场的厚重底色。这套丛书并非坊间常见的诗歌选本，而是依托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深厚的学术资源，倾力打造的诗歌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操慧教授、刘福春教授联袂主编，从诞生之初，就定下了清晰而坚定的初心：系统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以诗歌为载体记录时代精神图谱，最终实现文学文献价值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诗歌是小众的，是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是远离烟火人间的风花雪月，与宏大的时代叙事、与国家发展的壮阔征程无关。但“新诗中国”丛书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种偏见。它让诗歌走出了书斋，走出了小众的圈层，走向了广阔的时代现场，走向了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丛书始终立足前沿，紧扣时代主题，不是简单地将诗作汇编成册，而是通过精选代表性诗人与诗作、整理珍贵的诗歌文献、辅以专业深度的评介，最终构建起一套兼具史料价值、审美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诗研究谱系。

丛书的第一部力作《红色诗志》，以诗歌为笔，描摹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血脉与民族精神的根脉；而作为第二部力作的《乡村诗志》，则由魏佳慧、孙海佩、陈佳三位学者联袂编著，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乡土大地，投向了乡村振兴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时代命题。一红一绿，一史一今，前者回望来路，铭记民族的精神之源；后者立足当下，书写时代的振兴之路，二者共同构成了“新诗中国”丛书的精神内核——让诗歌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让文字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

作为读者，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部诗集背后的学术严谨与人文温度。它依托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的资源优势，对当代乡村诗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编著者们不仅遍览了当代诗坛的乡村主题诗作，更通过对诗人的深度访谈，为每一首入选的作品撰写了精准而深刻的评介文字。全书最终选收了国内57位诗人的代表性诗作，同时附有诗人的照片、手稿与诗集封面，彩色印制，图文并茂，以立体、丰满的形式，完整呈现了我国当代乡村新诗的主要代表作与发展脉络。它不是一本仅供消遣的文学读物，而是一部兼具文学可读性、大众美誉度，同时拥有极高科研价值与收藏价值的诗歌文献。正如丛书主编操慧教授与刘福春教授所言，在互联网时代各类文化产品形成多元竞争的态势下，《乡村诗志》以诗为媒，记录时代变迁，讴歌发展进步，让我们看见乡村之美，既是对中国新诗教化、美育功能的呈现与挖掘，也是将诗歌文献大众化、审美化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的珍贵尝试。

二、从乡土到乡村：诗行里的精神突围与时代新声

在阅读《乡村诗志》的过程中，刘福春教授对于“乡村诗”与“乡土诗”的辨析，始终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也让我对这部诗集的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刘福春教授说，“乡村诗”与“乡土诗”二者存在关联性，但在表面的联系中有着相异的内涵实质。即便当下很多乡村诗写作，依然与乡土诗的内涵意旨高度重合，但乡村诗本身，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情感指向与反思意味，它超脱了既往单纯乡愁-怀旧的叙事基调，对乡村、自然、人、城市、现代化等一系列更为丰富的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这段话，恰恰点破了中国百年乡土文学书写的流变，也点明了《乡村诗志》最核心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作为一名读者，我们从小浸润在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里，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吟唱，到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鲁迅笔下的鲁镇，再到当代文学中无数关于乡土的书写，我们早已习惯了两种关于乡村的叙事范式：一种是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想象，将乡村塑造成逃离城市喧嚣、安放疲惫灵魂的精神桃花源，充满了怀旧的滤镜与浪漫的想象；另一种则是苦难叙事式的悲悯凝视，将乡村书写成贫穷、落后、封闭的代名词，字里行间满是对乡土的同情与哀其不幸的叹惋。

这两种叙事，本质上都是一种“他者”的凝视。无论是归隐的士大夫，还是久居城市的写作者，他们大多是乡村的旁观者、过客，而非真正的参与者、建设者。他们笔下的乡土，是被想象、被建构出来的乡土，而非真实的、正在发生着巨变的乡土。而《乡村诗志》所倡导、所收录的“乡村诗”，恰恰完成了一场从“他者凝视”到“主体在场”的精神突围。它不再将乡村当成一个静态的、供人怀旧的符号，也不再将乡村简化为一个供人悲悯的苦难载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巨变的生命现场，一个与现代化进程、与国家发展、与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都息息相关的重要场域。

在这部诗集里，我们能看到诗人们对乡村的书写，早已跳出了单纯的乡愁与怀旧。他们既写乡村里千年未变的文化根脉，写炊烟里的乡愁，写土地里的坚守，也写田埂上的新事，写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变，写新农人的奋斗，写新农村的生机；他们既看见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面临的挑战，看见乡土文化流失的隐痛，看见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困境，也看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焕发的新生机，看见产业发展带来的希望，看见文化传承带来的精神丰盈；他们不再简单地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不再一味地歌颂乡村、批判城市，也不再一味地追捧现代化、否定乡土传统，而是以更开阔、更理性、更深情的目光，审视着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系，思考着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与自然、与自我的关系，回应着现代人最普遍的生存焦虑与精神困惑。

这正是刘福春教授所说的，“乡村诗”这一概念的提出，指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反思与反省空间。《乡村诗志》对乡村诗的收集与重审，从来都不是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以“乡村诗”这一概念为线索，考察当代诗坛对于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启示，发掘中国当代新诗书写中的无限可能性，发现并传播有深度、有价值的诗歌写作，更是基于此，对当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出属于文学的、独有的思考、展望与期待。

作为读者，在阅读这些诗行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我不再是隔着屏幕、隔着书本看乡村的“局外人”，而是跟着诗人的笔触，走进了一个个真实的村落，看见了一个个鲜活的人，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诗里的乡村，不是抖音里滤镜下的网红村落，不是旅游攻略里的打卡景点，不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乌托邦，而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有困境更有希望的、真实的中国乡村。这，就是《乡村诗志》最珍贵的价值——它让我们看见了真实的乡土，也让我们读懂了真实的时代。

三、行走的笔：在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诗行与生命裂变

在《乡村诗志》收录的57位诗人中，李欣蔓的诗行，在我的阅读过程中，留下了最沉甸甸、也最滚烫的印记。因为她的诗，从来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着想象与二手资料写出来的，而是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用真心一点点换回来的，用八年的驻村时光、九万余字的工作日记，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她的诗，是真正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带着土地的温度，带着农民的心跳，带着乡村振兴最真实的脉搏。

读李欣蔓的诗，先要读懂她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经历。这位出生在部队的四川巴中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巴中市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本有着安稳的生活与创作环境。2013年，她受组织安排，先后负责联系9个巴中市发展改革委挂联村的帮扶工作。正是这场与乡村的深度相遇，彻底改变了她的创作轨迹，也让她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前所未有的、刻入骨髓的理解。

从入村的第一天起，李欣蔓就养成了写工作日记的习惯。走泥巴路，坐农家小板凳，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小院，与驻村干部并肩同行，倾听早出晚归的村民的絮叨，体会他们生活里的难处，懂得他们心底里的期盼。几年下来，她的工作日记累计达到了九万余字。这九万余字，不是冰冷的工作记录，而是一个写作者对乡土大地最深情的告白，是一个帮扶干部对乡村群众最赤诚的真心，更是一位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在2023年9月的专访中，李欣蔓动情地说：“帮扶经历与乡村中的新变化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灵活地将诗歌与小说、散文的艺术方法相融合，用鲜活的意象和简洁生动的诗歌语言记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工作轨迹，开拓了一种新形式的乡村诗歌书写方式，最终汇聚为诗集《裂变》。这部诗集中，既有乡村生活的巨变，也有我个人诗歌创作的裂变。”

“裂变”二字，是理解李欣蔓诗歌创作的核心密码，也是我在阅读她的作品时，感受最深的两个字。这场裂变，是双重的，更是深刻的。

第一层裂变，是乡土大地的裂变，是乡村生活的巨变。在李欣蔓的笔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乡村振兴战略给这片土地注入的无限生机。她的诗歌，从来不是空泛的口号式讴歌，而是从细微处落笔，从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入手，记录下乡村的点滴变化。诗集《裂变》中收录的，是她2014年至2021年创作的诗歌，这些作品对事件的选取，大多基于驻村帮扶与乡村振兴的主题，既有当地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大事，也有个体脱贫致富的点滴记录。正是这些人和事的“裂变”，绘就了一幅幅乡村振兴的共富蓝图，也让诗人与读者，能在细小中发现博大，从眼前的事物中感受开阔。

比如她创作于2018年11月2日、写于中坝村的《破译雷电霹雳》，诗中用电视、报纸、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中有关驻村工作的热点词汇，串起了乡村振兴的故事，读来亲切自然，毫无生硬之感。正是因为扎根乡村的考察与倾听，让她的诗歌创作情感饱满，更蕴含着对驻村帮扶工作的深入思考。她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记录驻村工作，而是本身就是驻村工作的参与者，所以她才能精准地捕捉到那些最动人的细节，才能读懂那些政策背后，一个个家庭的命运改变，一个个村庄的涅槃重生。

第二层裂变，是诗人自身创作的裂变，是精神世界的蜕变。在接触驻村帮扶工作之前，李欣蔓已经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诗人，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六百余家报刊，斩获过星星诗刊抗战诗歌奖、首届绿风诗歌奖优秀作品奖、《诗刊》社首届“科尔沁诗歌奖”优秀作品奖等诸多奖项，出版有诗集《时间的重量》《裂变》。但八年的乡村帮扶经历，让她的创作彻底跳出了个人化的抒情，跳出了书斋里的想象，走向了更广阔的人民性，走向了更深厚的大地。

她在访谈中说的那段话，每次读来，都让我热泪盈眶：“每一次入户旅行，所抵达的都是不一样的终点。我把身体当成一支行走的笔，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写满脱贫振兴的诗，意境铺成一张锦绣的纸，散发路途遇见的景物，以及帮扶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用心用情用爱帮扶的场景，让那些无法或不愿自我述说的人，成为诗中的主角，来见证他们自己的时代。”

这段话，道尽了李欣蔓诗歌最动人的内核，也道尽了新时代乡村诗歌应有的人民性。在中国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农民从来都不是文学的主角，他们是田园风光里的背景板，是士大夫归隐时的点缀，是作家笔下被凝视、被同情的对象，却很少有机会，成为自己故事的讲述者，成为文学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而李欣蔓的诗歌，恰恰打破了这个千年的桎梏。她用自己的笔，为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立传，为那些默默无闻的驻村干部写诗，让那些不善言辞、无法自我述说的普通人，成为了诗中的主角，让他们的故事，被看见、被记录、被铭记，让他们在诗歌里，见证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她的代表作《夫妻》，便是最好的例证。这首诗以乡土生活为底色，用素描式的极简笔触，勾勒出底层乡村夫妻患难与共的生命状态，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千钧，直抵人心。因为诗里的夫妻，不是她想象出来的人物，而是她在驻村过程中，实实在在遇见的、相处过的普通人。她读懂了他们相濡以沫的深情，读懂了他们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守，所以才能用最简洁的文字，写出最动人的生命力量。这首诗被收录于多个诗歌平台与选本，获得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究其根本，不是因为它的技巧有多高超，而是因为它的情感有多真挚，它的生命底色有多厚重。

更难得的是，李欣蔓的诗歌，从来不止于记录与讴歌，更有着深刻的反思与长远的思考。著名学者向以鲜教授在为《裂变》撰写的导读中说：“有着八年下乡工作经历的李欣蔓深知，如何让农民在摆脱贫困后而振兴乡村的同时，还能留住‘乡愁’。可能是另一个更为艰辛的问题。诗人注意到，在帮助人们致富的路上，既要物质上脱贫，还要精神性脱贫，否则精神的贫穷最终还会导致物质上的返贫。”

这段评价，精准地抓住了李欣蔓诗歌的深度。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很多写作者只看到了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只看到了脱贫攻坚的成果，却很少有人去思考，物质脱贫之后，乡村的精神家园该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世界该如何丰盈？如何在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留住乡愁，留住乡村的文化根脉？而李欣蔓，凭借着八年驻村的亲身经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关乎乡村振兴长远发展的核心问题。她的诗歌，既记录了物质脱贫的伟大成就，也始终关注着乡村的精神脱贫，关注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关注着农民精神世界的丰盈与成长。这种思考，让她的诗歌，超越了普通的纪实性书写，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也为乡村振兴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更深刻、更有价值的范本。

也正因如此，她的诗集《裂变》，不仅入选了2020年四川省“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重点作品，还斩获了巴中市“六个一”文艺精品奖，入选“十大推荐阅读书目”。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业界对她创作的认可，更是对这种扎根大地、心系人民、关注时代的创作态度的致敬。

在《乡村诗志》里，像李欣蔓这样的诗人，还有56位。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笔下的乡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有的写江南水乡的温婉，有的写北方平原的辽阔，有的写西南山地的苍茫，有的写丘陵村落的静谧。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质：他们都不是乡村的旁观者，而是乡土大地的深情凝望者，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记录者，更是参与者。他们的诗，都带着泥土的清香，带着时代的温度，带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57位诗人，57双眼睛，57支笔，共同勾勒出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全景图，共同写就了一部用诗歌装订而成的、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志。

四、振兴铸魂：以诗为媒，奔赴乡土中国的诗与远方

读完《乡村诗志》的最后一页，合上书卷，窗外的城市依旧喧嚣，但我的心里，却仿佛被一片金黄的稻浪填满，变得无比沉静、无比丰盈。我终于彻底读懂了封面上那句“这是一本诗集，这不只是一本诗集”的真正含义。

它是一本诗集，里面藏着57位诗人最真诚的诗行，藏着新时代中国乡村最美的风景，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藏着我们对精神家园永恒的向往。在这个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每天面对的是电脑屏幕与无尽的工作，是碎片化的信息与快餐式的文化。我们常常会在某个深夜，突然想念泥土的气息，想念老家屋顶的炊烟，想念田埂上随风摇曳的野花，我们把这种情绪，叫做乡愁。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乡愁，是滤镜化的，是虚无的，是建立在对乡村的模糊记忆与想象之上的。我们不知道当下的乡村，正在发生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知道驻村干部们，正在为乡村的发展付出怎样的努力；我们不知道新时代的农民们，正在书写着怎样的奋斗故事。而《乡村诗志》，就像一扇窗，让我们透过这些真诚的诗行，看见了真实的乡村，看见了鲜活的时代，看见了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它让我们的乡愁，不再是虚无的怀旧，而是有了坚实的落点；它让我们对乡村的认知，不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有了具体的、有温度的、有血有肉的细节。

但它，又绝不只是一本诗集。

它是一部珍贵的文学文献，是中国当代乡村新诗的完整谱系。在它之前，从未有过一部诗集，如此系统、全面、深入地整理了新时代的乡村诗歌创作，将乡村诗歌的创作，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它为中国新诗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未来的乡村诗歌创作，树立了清晰的标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它是一次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立足自身的文学学科优势，通过诗歌文献的整理与传播，搭建起了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桥梁。它让学术走出了象牙塔，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乡土大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实现了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

它更是一次为乡村振兴铸魂的文化远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塑形，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特色产业的发展，是人居环境的改善，是让乡村有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而铸魂，是乡村文化的传承，是精神根脉的守护，是农民精神世界的丰盈，是让乡村留得住乡愁，守得住根脉，拥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动力。《乡村诗志》的出版，正是以文化人、以文兴业的生动实践。它不仅为当代乡村新诗留存了珍贵的文献谱系，更通过诗歌这一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学载体，让乡村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让乡村振兴之路的精神底色愈发鲜明。它用诗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一股温暖而坚实的文化力量，让更多人通过诗歌读懂乡村、热爱乡村、投身乡村，让诗歌的力量，最终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动能。

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读完这部诗集，我常常在想，在这个流量为王、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为什么依然需要这样一部关于乡村的诗集？

答案，就藏在《乡村诗志》的字里行间。因为诗歌，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从来都不是小众圈层的文字游戏。它是时代最敏锐的触角，是人民最真挚的心声，是民族最柔软也最坚韧的精神底色。它能在喧嚣的时代里，让我们沉下心来，看见那些被流量忽略的角落，看见那些平凡人身上的光芒，看见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它能让我们在城市化的洪流中，找到回家的路，找到我们的精神根脉，找到我们作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对土地的深情与眷恋。

《乡村诗志》里的每一句诗，都带着泥土的重量，带着时代的温度，带着对人民的深情。它让我们看见，乡村从来不是被时代落下的角落，而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正如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李怡教授所说：“乡村，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以诗明志，传达我们的梦想；以诗铭志，记录这个时代的历史谱系。”

以诗为媒，讴歌进步；以志为鉴，奔赴远方。当我们合上《乡村诗志》，那些带着稻香与露珠的诗行，并不会就此消散。它们会化作一粒种子，种在我们的心底，让我们始终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让我们始终对这片土地，保持敬畏与热爱；让我们与无数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人们一起，携手前行，共同谱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时代新篇。

而这片广袤的乡土大地，也终将在诗歌的吟唱里，在无数人的奋斗里，生长出更动人的诗与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