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冯骥才先生曾出版过一套“记述文化五十年”的非虚构作品，以自我口述史的方式讲述自己与时代紧密纠缠的生命史和思想史。这个系列今年又增添了一本前传《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冯骥才先生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书。既有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也有我的父母、家庭、爱人。这我的生命之书。”

这里将陆续分享新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第十八章 一扇门打开

有时，生活中会突然打开一扇门，呈现出一个你不曾见到过的空间。这时要看你是否会好奇，是否会走进去。走进去兴许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到了1963年后，我朋友的圈子渐渐多起来。我喜欢的东西的范围愈来愈广。我喜欢和有能耐的人来往，朋友也就杂起来。当然主要还是些画友和书友，特别是书友。个人对书的理解与认识总有限，需要别人从另一角度启发，有了书友就不是死读书了。在书的群山里，书友会让你看到另一道风景。人看的书一半是自己选择的，另一半则是别人推荐的。

我的一个朋友叫张赣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嗓门大，健谈，最喜欢的话题一是谈书，二是说戏。他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因为家庭（父亲）问题被迫中途退学，分配到天津豫剧团编剧组工作。他看书相当杂。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很大的书架子。我和他有两个最热的话题，一是古代小说，一是民国通俗小说，他比我看得多，知道得也多。比如武侠小说，我只熟悉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几个名家，他说起书名就一大片，说起作家的名字又一大片。他作为职业的编剧，肚子里故事愈多愈好。他还有个本事是还能分析出各种小说故事结构和戏曲情节如何高妙，这是编剧所擅长的。我从他这里获得的与别人不一样的读书角度。一次聊得尽兴，他说：“有空来我家看看我的藏书。”

他家在西北城角外的针市街，针市街向北连着锅店街和估衣街，是沿着运河的一条弯弯的老街。一些早期由南方乘船来到天津发家的人一半住在这里，街上还保存着一些墙高门阔的豪宅。赣生就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当然只住在二道门对面的前厅，房子比通常房间高一半，磨砖对缝的墙足足两尺厚。他比我年长六七岁，单身，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当时他和母亲在江西也要搭机去台湾，正赶上“卢汉起义”，飞机停飞，把他们留了下来。这便成了纠缠他半生的家庭历史问题。其实他父亲干了些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身上好像也没有背负多少阴影。他性格爽快，说话很冲，笑起来喜欢向上仰头，像“仰天大笑”。

张赣生先生（冯骥才自绘）

他的屋子很特别，屋顶很高，门窗都大。里外两间，外间只有一张吃饭用的方桌，两把椅子，里间仅仅两张床，三个书架。书架放满高高矮矮的书，非常诱人。他一边和我聊书，一边不断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本书向我推荐。这天他的兴致主要在外国文学上。他向我推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显然出自他一个干戏剧的人的兴趣，我却没有兴趣。他知道我喜欢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但对我没读过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别尔金小说集》大为惊讶，他马上从书架上把这两本书抽出来叫我回去马上读。我把这两本书抱回去一天一夜全读了。我过去基本没读过外国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怎么与我这么接近。这时我已感觉赣生那里有一个极大而崭新的世界在向我召唤。第三天我就把书还回去，还想找他再借两本，谁料他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被迷住了。我给你准备了一本书，你会更爱看。”他把一本薄薄的褐色布面的书交给我说，“这本和你看的《别尔金小说集》一样，也是巴金的妻子萧珊翻译的。”这时我看到封面只烫印了书名、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书名是《初恋》，作者是屠格涅夫，译者是萧珊，都是陌生却莫名地具有吸引力的名字。

这一次读书与先前阅读的小说都不同，先前是读别人的故事，甚至是古人的故事，现在读的好像是自己的故事。虽然我完全没有屠格涅夫的经历，但当时我正在初恋时期，内心大量丰富的、敏感的、隐秘和美好的感受和感觉，竟然全都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我从来不曾知道作家的笔有如此神奇的魅力。文学还有这样一片奇妙的、深刻的、动人的世界，不仅仅是古代诗文中的大江、明月、孤舟和远方的大雁。

我还书时，他又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小说集，巴金和萧珊合译的，包括《阿霞》和《雅科夫·帕辛科夫》；另一本是丰子恺先生译的《猎人笔记》，这本书使我对屠格涅夫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能将自己对大自然如此丰沛和细致入微的感受都写进文字里，如此精美，如此可感，如此如画一般。我喜欢屠格涅夫的气质与文笔，他是最早影响我的外国作家。待到我从他那里几乎看完屠格涅夫所有的名著，他开始让我读契诃夫和果戈理，然后是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一两年间我已经基本清楚文学史上的俄国大餐了。他突然给了我一本完全不同的外国小说——巴尔扎克的《贝姨》，让我的目光一下子移出俄国，跟着就有一批批思想各异、才华绝顶的法国、英国、美国的作家站在我的眼前。我的文学观在悄悄发生变化。我还发现，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藏书是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他把每一个国家每一位经典作家的代表作摆放一起，这叫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我当年收藏小人书就是这样摆放的。不知不觉中，我也开始收藏各种版本的世界文学名著了。

青年时代读的书，几经磨难，所剩无多

我主要藏书的来源是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店。那时没有私营旧书店，一切买卖都是国家的，旧书店是市新华书店的旧书部。倘若有人手里有几本旧书想换点钱，就拿到和平路老泰康商场楼上的新华书店的“旧书收购处”去评估，只要有销路，收购部便会给点钱把书留下，然后加点价钱拿到天祥商场去卖。新华书店这个旧书部是全市唯一一家，面积很大，几乎占了天祥商场二楼后楼的一层。旧书分门别类，像一个图书馆，既分线装平装，又分中文外文；还有画册、影集、科技、医学、文学、教育、碑帖等专柜。旧书里藏龙卧虎，淘书者常常真能淘到好书。

在这里，外国小说是单独一部分。在我国，虽然把外国小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历史很短。但它的先进的思想批判和崭新的写作方法融入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二三十年代翻译文学进入高潮。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和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热情不可思议；短短半个世纪，几乎世界各国著名的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有些译本堪称经典；一些翻译家像名作家一样声名显赫，比如傅雷、李丹、朱生豪、草婴、汝龙等。一些文学大家也是出色的翻译家，比如巴金、鲁迅、郭沫若、冰心、丰子恺、徐迟等等。往往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同时会有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不知道外国是否也像我们一样。这一来，若想把这些世界名著的译本收集齐全，可就像把大地的奇花异卉全弄到手那样艰难。

我好像天生不怕这种又大又难的事，原因是我太热爱这些文学瑰宝。天祥商场的旧书部一天至少跑一趟。1965年和平区政府文化科接管了我们的书画社，把我们集中到区文化馆上班。文化馆距离天祥商场只有三个路口，这样我一天至少可以跑两次了。中午一次，下午一次，看看旧书店又有哪种珍稀的版本上架。旧书店“上货”是不定时的，收到了旧书就拿出来卖。由于我天天都会在那里露面，碰到好书的机会就多，而且我认识了书店里的一位老售货员，人称老张，一个矮小和老到的人，他很懂书，像张赣生。有点神奇的是，他还知道我想要哪本书。旧书与新书不同，新书一出一大批，等着你买；旧书往往只有一本，碰上是一种运气，有好运才能撞上。有时我跑到旧书部，老张笑呵呵地从书架最下边的一层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这正是我苦思冥想的一本！显然这是当天刚刚“上货”的书，他特意留给我的。这老张有点像当年推车赁小人书的老边。有些书是成套的，旧书不成套，这就得一本本凑。比方平明出版社平装版的那套二十五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老张费了挺大的劲，总共找了三四年才帮我找齐，而且愈到后来愈难找，这感觉我写到《俗世奇人》的《张果老》中。一次，当老张把一套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且是平明出版社的初版——拿给我时，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喜的喊叫，把旁边挑书的人吓一跳。这部书一直影响到我七八十岁写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

《契诃夫小说选集》汝龙译二十五卷本 平明出版社出版

当时，我这么痴迷于外国文学，却没有一试写小说的梦想，实实在在的追求还是绘画。然而，我不曾想到文学的影响已经在本质地改变了我。这包括十九世纪的文学对社会问题的介入，还有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以及文学的审美与情怀。思想性质的东西是不知不觉生长出来的，就像大地上的青草。有一次吃中午饭，我大谈巴尔扎克的批判精神，并说到他的一句名言“社会是一个泥坑，我们得站在高地上”。父亲忽然把筷子往桌上“嘎嗒”一放，对我说：“你可够吓人的，这些浑话到哪儿也不准再说。”然后站起来走出去了，饭也没吃。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气氛，更不知道那时他所在单位的环境已经日紧一日了。

然而，我却不知不觉地被文学改变。文学让我对生活变得敏感了，无论是生活中的自己还是别人。有时我会把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特别的感知，或者发现到的一个非同寻常和生动的细节写在日记上。但我还是没有想去试着写写小说。小说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方式与思维。可是我爱把我在小说名著中读到的一些故事、情节、精彩的文字段落讲给别人，尤其是给她。那时候，她听了我太多这方面的“倾情的讲述”。

直到一次，一位画友送给我一种水彩画纸，挺特别，表面粗砺，颗粒感强，我从未用过这种纸，便试一试，心里完全没有画意，只想连水带墨、似皴非皴、横抹几笔。可是当这几笔扫过，一种奇异的感觉却出现了。浓墨的地方好似逆光的水面，阳光的光点在水波中跳跃，闪耀出夺目的光芒，浓淡水墨交融的地方如同烟云峥嵘，上下起伏，中间还有一长条没有着墨之处，有如没有被云烟吞没的晴空。我用淡淡的花青往上扫了两笔，这晴空便纯净了、高远了、宁静了。我先前从没画过这样效果的画面，也没有这种绘画体验，这不像画画，好像把我心底一种深藏的东西“写”了出来。当然不是“文字的写”，而是“水墨的写”。我被自己弄惊了、打动了。我把这画拿给她看。她非常喜欢，说：“好像有点林风眠的东西。”又说，“这种画更像你。比画传统的东西有意思。”她的话触动了我。我开始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关于绘画与自己关系的思考。我买了好几本关于艺术理论的书，但这些书都不能解答我的问题。

《风狂雨骤》 彩墨 1965 冯骥才作

《迷茫之泊》 水墨 1965 冯骥才作

人往往在许多年后才认识自己的昨天。其实我的答案就在自己身上。我笔下产生这种看似偶然出现的绘画，不是源自绘画的追求，而是一种不知不觉中的文学积淀和文学潜质意外的暴露。不管我当时有没有这种自觉，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令我神往的空间——然而，我依然没有从事写作。那年我二十四岁，我只发表了一些艺术随笔，却连一篇散文也没写过，我理想的未来仍属于绘画，但我的绘画却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了文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