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雯

凌晨5：34分，郑州中原区一处安置房的走廊仍笼在灰暗里，这里的声控灯坏了许久，楼道墙角堆着几只破旧纸箱，偶有居民在清晨拖走，换来几元零钱。惟有一线灯光从14楼门缝泻出。

贴在门上的白纸已卷边，上面黑体打印的字迹被反复触碰得模糊，却仍能辨认：“研硕24小时自习室，请轻声关门”

共享自习室照片

一名青年推门而入，掌心的豆浆冒着雾气，脚步刻意放轻。空气中回荡着空调嗡鸣与偶尔的笔记翻动声。这里，容纳着这座城市最早醒来、也最晚合眼的一群人——三战考研生、求职漂泊者、裸辞转行者，以及那些尚未想清方向的人。白日里，他们或许只是地铁里无声低头的人，是招聘平台上的编号简历，是城市里不起眼的背景板；但在这间不打烊的自习室里，他们却为自己留下了一盏灯。

这处自习室隐藏在安置房的一户边角房里，原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旧房，被改造后塞入了三十多个格子工位。主卧和次卧空调直吹，夏天相对凉快；由于空调出风末端分布不均，客厅那片区域就显得格外闷热。厨房几乎无人使用，灶台上仍放着房东忘收的保温杯和一盒泡过的茶叶。

来这里的人，不是为了一餐一饮，而是为了一段必须咬牙走完的路。

自习室室内布置

全天无人值守，自助出入，靠房东发放的门锁密码进门，靠监控和门贴维持秩序。没有服务台，也没有考勤打卡，只有常亮的灯与间歇抽风的空调，将这些城市缝隙中的年轻人安放在此。他们背着背包、抱着书本走入屋内，低头坐下，一坐就是一整天。这里不聊天，不交换微信，只交换时间的存在感。

没有人刻意打量谁，但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理解。而每一盏在深夜仍亮着的灯，不是为了取悦谁，也不是为了被看见——只是为了不彻底熄灭。

拼命三战：他在第三年继续坐下

清晨六点，自习室还未坐满，最角落那张靠墙的座位上，张超已经落座。他把水杯靠近插座摆好，从印着华图教育的毛毡包里依次拿出两颗水煮蛋、一瓶水和一本教育学资料。坐下前，将置物架上的便利贴重新压了一遍——“只剩一条路，就走到底”。

这是他第三次考研。第一年裸考，败北；第二年文学史差几分，止步复试；如今是第三次，他不愿再空手而返。

张超27岁，本科念的是汉语言文学。毕业后曾去杭州一家新媒体公司做运营，想着追求高薪，却很快被现实压垮。最忙的时候一天赶七八条推文，追热点、盯后台、改标题，“早上睁眼在加速，闭眼还在想选题”。一年半之后，脱发、过劳肥、情绪濒临崩溃，他决定辞职回郑州。

他试过在家复习，但坐不住，不是被打扰，就是自己忍不住摸手机。他说：“在家太容易懈怠了，只有在这个房间，听见别人都在学，我才坐得住。”他没什么闲钱报班，也不怎么刷社交平台。钱不宽裕，更多是省着花，偶尔自嘲：“杭州赚钱杭州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可“花钱买效率”的习惯却被保留了下来。

他不怎么提宏伟的目标，也很少在笔记本上写激励口号。唯一能看见的，是用红笔填满的日程规划表：“06:30—09:30 教育学理论；10:00—12:00 政治核心考案；14:00—16:30 英语真题”。他说，背诵记不住，就重复抄写；理解不了，就拆解成小问题慢慢攻，一点点啃。

张超复习教育学原理

最难熬的是七月——朋友圈充斥着实习、游学、旅行的照片，他却依旧在原地刷政治题。他坦言：“不是所有人都有退路。要是这次再失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但至少现在，我能坐得住，就不该轻易起身。”

问他，“这么久了，还觉得是一种坚持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盯着桌面，轻声道：“我觉得，这是我还能走的那条路。”语气不高不低，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早已练习过的答案。他从不谈“逆袭”或“命运”，只是说，“我不是聪明人，能做的就是耗着熬着，把这段路走完，给自己一个交代。”

他没再说话。只是看了看时间，重新拿起笔，继续抄写那一道因生词而反复出错的英语单选。

城市游民：她不是漂泊，而是还没找到

晚上八点，刘雅茹推门走进自习室，像往常一样，合上窗帘，坐到靠中间的第10号格子。这个位置灯光柔和，既不直射眼睛，也远离出入口的嘈杂。她把水杯搁在左手边，摊开岗位清单，熟练地从笔袋中取出几支彩色丙烯笔——那是她去年画手绘鞋时剩下的。她用蓝笔圈出“内容运营”，再用橙笔标注“本科起”“五险一金”“薪资面议”……每一处标记都干净利落，显得条理分明。

她说，这是一种“日常的仪式感”，“让我确认，今天也没有白过。”

24岁，视觉传达专业毕业。两年时间，她换了三份工作，从剪辑到策划，再到行政助理。她回忆：“不是做不了，而是做着做着，看不到出路了。”

她合租在北环一套老小区房里，房间仅能容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白天屋里人来人往，她选择傍晚来自习室，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位置，“人不能一直变来变去，起码要有个坐得住的地方。”

刘雅茹在座位学习记账

她不擅长表达野心，更不习惯在社交平台频繁更新。她的小红书账号设为“仅自己可见”，记录每天的关键词和简历修改细节。每次调整哪怕只有一行，她也会重新归档，“像把自己捋顺一遍。”

和张超那种静默持守不同，刘雅茹更像是在城市缝隙中寻找“微调”的空间。她报过网课，学过简历优化，做过岗位分析笔记。她说：“得随时准备跳出去，但也不能乱跳。”

她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有限资源下持续推进。朋友劝她“得过且过算了，牛马哪有什么选择权”，她没争辩，只是回家后又多写了一页岗位分析，列出“能接受的妥协”与“不能放弃的底线”。

“我其实不是多有冒险精神，只是想找个能落下来的地方。”她说话不急不缓，偶尔轻轻一笑，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我不是在等命运眷顾我，而是在努力找回选择的权利。”

她在自习室写简历，也读书、记账、规划目标，生活并没有停摆。她说：“不是每个人往前走都是追光，有些人是想确认，自己脚下还站得稳。”

“不是每一次离开都是逃避，也不是每一段沉默都是失败。” 她顿了顿，补上一句：“我不是漂着，我只是还没落脚。”

自学转行者：她的青春不写奇迹，只要不荒废

李琳进门时总是背脊挺直，动作利落。她熟练地掏出笔记本和数据线，将电源插好，耳机插上。她的背包里没有教材，只有草稿本和便携三脚架。

李琳调整三脚架角度

她今年32岁，此前一直在一家中小型企业做行政兼前台，做了七年，换了三位老板、搬了两次办公室，“就差没自己去倒马桶了”。工资不高，干活全靠撑着。

工作按部就班，唯一的变化是岗位不停地被年轻实习生替代。“看起来谁都能做的工作，谁都可能替代你。”

转行的念头，是从一次回老家过年开始的——亲戚在拼多多开网店，靠卖杂物一年挣了二十多万；又看到大学同学靠抖音拍段子起号，虽然不是大网红，但粉丝稳定，广告和带货收入加起来远超她。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还有别的活法。”她选择做短视频，不是冲动，而是权衡之后的结果。她不打算成为“网红”，但想试一试另一个赛道是否能容下自己。

剪辑技能从零开始学起，软件卡顿、导出失败、轨道错位，她都一一记下——包括出错时间、处理方法和下一次改进方向。她说：“没背景、没经验，做得慢也没关系，只要不退。”

家里人多，她没法安心剪辑写脚本；咖啡馆太吵，又坐不久。自习室不贵、够静、网速稳，是她维持学习节奏的中转站。她说：“我需要一个地方，每天坐够八小时。”语速不快，但字字清楚，像是一次自我确认。

她的笔记本上有一页写满了短视频选题：“郑州夜市地图”“二手市场vlog”“租房避坑指南”……每一项都对照着草稿脚本、剪辑节奏和时间轴备注。播放量时高时低，常常不到三位数，但她坚持做完每一个完整流程，并记录每条视频后的互动数据和关键词。

她不设“爆款KPI”，只追“剪得顺不顺、讲得清不清”。她说：“拍视频不像做汇报，没人关心你写了几千字脚本，观众看的是开头三秒。”每一条成片，她都会完整看两遍，圈出“节奏拖”“镜头乱”“转场不清”的标记，重新改。没有团队，也没有运营技巧，只有一个人、一台电脑，和不断优化的草稿。

她说自己不是来搏热度，也不是靠天吃饭。“我只是想看看，学点真本事，靠这事儿养活自己，不靠人，不求人。”

“说到底，也想看看，这年头认真剪视频，会不会也能让我暴富一次。”

灯亮着的地方：郑州的“第二学习空间”

在郑州这座中部省会，除去收费自习室，还有一类学习空间，在夜晚悄然亮起——图书馆、校园教室、社区阅览室……，没有扫码入场、也无消费义务，只有灯光、桌椅和持续运转的冷暖气，为那些还在寻找方向的人，提供一个可以坐下来的角落。

普通工作日早晨八点，郑州图书馆门前已排起长龙。队伍中有带着耳机背单词的学生，有拎着文件袋与笔记本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仍坚持进修的中老年人。

郑州市图书馆开馆前排队

馆内秩序井然，空调恒温，灯光稳定，提供了一个不计身份、不设门槛的学习场所。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了不少人心中的“根据地”。一位备考国考的年轻人说：“安静、有灯、有桌子，不需要太多条件，只要能坐下专心看书，就是好地方。”

郑州高校的教学楼在晚上仍保持开放状态，为校内学生提供自习空间。像类似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些院校，截至晚23点，一些教室仍有零散身影落座复习。书包整齐摆在脚边，资料笔记铺满整张桌子。他们或准备考试，或复习论文，不喧哗、不倦怠。

在金水区某社区服务中心，一楼的阅览室也被临时改作夜间学习室。每天傍晚六点开放，至晚上十一点关灯。十来张桌椅排开，靠窗设有插座和小台灯。管理人员说：“不需要登记，也不收费。只要大家自觉安静，愿意来，我们就继续开。”

这些空间未必有最好的条件，但在这座城市的夜里，它们静静存在着，成为不少青年自我调节、自主学习的过渡地带。有人备考，有人改简历，也有人打磨脚本，方向各异，步伐不一，却都在默默寻找一块可以安放时间与专注的角落。

这些免费的公共空间并不显眼，却以一种稳定且温和的方式嵌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结构。它们像是城市的“缓冲层”——承接着转型期、过渡期、重启期的青年群体。没有人问来者是谁、打算做什么，只要安静坐下，就能拥有一段完整而不被打扰的时间。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物理学教授单雯雯认为，学习空间的意义，远不止“坐得下”。在她看来，无论是24小时自习室，还是夜间开放的图书馆、学习室，本质上都是城市在有限资源中建立秩序的一种尝试，体现了人们对学习的珍视。“它们提供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资源，而是一种学习秩序的托底机制。”

单雯雯接受采访

她指出，学习的过程需要相对封闭、持续、可控的环境，而城市正在尝试用低成本的方式，为这一过程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人们愿意花钱进入自习室，也愿意在清晨排队进入图书馆，其实说明一种很质朴的需求——想学习，并找到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场所。”她进一步表示，这种非制度化、非考试指令下、非强制化的主动学习行为，是对城市学习空间供给能力的直接回应，因此“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更系统地支持。”

事实上，近年来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建设已有政策铺设。《“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推动高校教学楼、社区文化场所、图书馆等资源向社会延展开放。《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提到，要鼓励各类单位合理利用空闲空间，支持开展公益性学习服务。这些看似零散的政策动向，构成了一个渐趋明确的方向：让学习，不再依赖于特定身份或场所，而成为城市结构中可以被自由抵达的一部分。

在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出圈故事”，也没有“上岸剧本”，他们不是在证明自己多优秀，只是想确认：在这个变得太快的城市里，自己仍然能坐得住，走得稳，熬得下。不是每一次努力都有明确回报，但他们依然愿意在这盏盏灯下，把时间交出去，把自己留住。

灯光从安置房、图书馆、社区一隅这些缝隙中渗出来，拼不出远方的全貌，照不见终点，却足以照亮人们眼前这一段难走的路。在这些或改造、或无名的角落里，一座城市以不同的方式，悄悄托住了他们孤注一掷的坚持。

统筹：石闯

编辑：岳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