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上半年中小银行“中考”成绩单中，作为全国万亿级农商行阵营的一员，广州农商行的表现格外刺眼。尽管营收结束连续三年下滑趋势实现回暖，但净利润仍深陷下滑通道，更叠加逾期贷款半年激增近200亿、不良率反弹、盈利能力远逊同行等多重问题，万亿资产规模背后的经营隐忧持续凸显。

从行业对比来看，广州农商行在四家万亿级农商行中已沦为“后进生”。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全国总资产突破万亿的农商行共有四家，分别是重庆农商行（1.6万亿元）、上海农商行（1.5万亿元）、广州农商行（1.41万亿元）和北京农商行（1.3万亿元）。尽管资产规模处于第三梯队，但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表现却垫底。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5.1亿元，不仅远低于重庆农商行的78.5亿元、上海农商行的71.7亿元和北京农商行的42.4亿元，更是四家银行中唯一净利润同比负增长的机构，同比降幅达11.2%。

盈利能力的差距在净资产收益率上体现得更为直观。上半年广州农商行净资产收益率仅为1.66%，不足重庆农商行（5.92%）的三成，也不到上海农商行（5.56%）和北京农商行（4.64%）的一半。如此悬殊的盈利效率，与该行居高不下的信用减值损失密切相关。上半年广州农商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38.1亿元，同比增幅30.6%，这一数字吞噬了近五成营收（占比47.4%），成为拖累净利润的“元凶”。从财报披露信息来看，这些信用减值损失主要源于贷款和金融投资业务，折射出其资产质量管控面临巨大压力。

资产质量的恶化态势在贷款业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曾长期占据全国农商行贷款总额首位的广州农商行，如今正面临贷款规模持续萎缩的困境。2024年末，该行贷款总额同比下降1.5%至7202.3亿元，近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被上海农商行赶超；2025年上半年末，贷款总额进一步降至7173.4亿元，较去年末再降28.9亿元，在全国农商行中的排名滑落至第三。尽管该行提出“资产效益年”活动，聚焦“压大额、增中小”等方向，上半年中小额贷款较年初增长9.6%，第二产业贷款增幅8%，但中小额业务的增长动能仍不足以支撑贷款总规模，该行在年中工作会议中也坦言，中小额业务规模、质量与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与信贷业务乏力形成对比的是，广州农商行近年来不断加大金融投资力度。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末该行金融投资额达4799.5亿元，同比增长13.8%，占总资产比例升至34.1%，增速不仅显著高于贷款总额，也在四家万亿级农商行中位居第一。此前，该行贷款总额占总资产比例自2019年起始终超过50%，在四家银行中占比最高，如今金融投资业务的快速扩张，既是业务结构的主动调整，也从侧面反映出信贷业务增长的困境。

更值得警惕的是，广州农商行的风险敞口正持续扩大。在经历2023-2024年连续两年不良率下降后，2025年上半年末该行不良率重新反弹至1.98%，较去年末上升0.32个百分点，而重庆、上海、北京三家农商行同期不良率均控制在1.2%以下，分别为1.17%、0.97%和1.14%，广州农商行的不良率已远超同行水平。与此同时，该行逾期贷款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末达510.9亿元，较去年末激增190.2亿元，逾期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也从4.45%升至7.12%，上升2.67个百分点，风险资产规模的扩大对其风险抵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但从风险抵御能力来看，广州农商行同样处于劣势。截至上半年末，该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169.75%，较去年末下降14.59个百分点，而重庆、上海、北京三家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高达363.44%、352.35%和275.97%，均远超广州农商行。较低的拨备覆盖率意味着该行应对不良资产风险的缓冲空间更小，在逾期贷款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未来盈利可能面临更大的减值压力。

事实上，广州农商行早已意识到资产质量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2024年该行曾一次性转让约百亿房地产信贷资产，2025年以来也多次通过批量转让不良贷款、拍卖债务人资产等方式化解存量风险，涉及债权规模超百亿元，但从半年报数据来看，存量风险化解速度仍未能跟上新增风险产生的节奏。

对于广州农商行而言，2025年上半年是“喜忧参半”的半年：营收回暖印证了业务调整的初步成效，但净利润下滑、资产质量恶化、盈利能力薄弱等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银行业竞争加剧、宏观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不良资产增长、提升信贷业务盈利效率、平衡业务扩张与风险防控，将是该行未来需要突破的关键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成效，也将直接决定其在万亿级农商行阵营中的竞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