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云立
在浩瀚宇宙与漫长历史中,“有”与“无”这一对看似简单的意识范畴,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李茂清先生《有总比无好》一文,以《乐园村志》的编纂出版为切入点,通过个人四十余年的执着追求,生动诠释了“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展现了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这不仅是一篇关于方志编纂的纪实散文,更是一部充满哲学思辨的精神自述,值得我们深入品味与思考。
一、执笔为锄:李茂清其人与他的文化耕耘
李茂清先生出生于1962年,拥有丰富的职业经历——从教育系统到宣传部门,从广电系统到党委机关,这些多元的工作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视角和能力。然而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四十五年如一日对故乡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这种执着不是职业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与乡土情怀。
在《有总比无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方志编纂者,更是一位文化实践家。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叙事平实却蕴含哲理。文章从“有”和“无”的哲学命题出发,自然地过渡到《乐园村志》的编纂过程,将抽象的哲学思考与具体的文化实践完美结合。这种写作风格反映了他务实而又深刻的思想特质——既能仰望星空思考哲学问题,又能脚踏实地从事文化建设工作。
李茂清先生回忆自己十九岁回故乡任教时,“重新审视故土、故人、故事,就像突然长大的小子,回头细瞧父母一样”,这个比喻生动地揭示了他与故乡关系的变化过程。从熟悉的陌生到深刻的理解,从日常的接触到文化的挖掘,这种转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觉醒,促使他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史料搜集工作,走遍全国各地,寻访各色人物,只为让乐园的历史文化“不至于因时间的流逝而尘封于历史的犄角旮旯”。
二、无中生有:“有”与“无”的辩证解析
李茂清先生在文章中精辟地指出:“‘有’和‘无’是一对母子,‘无’是十月怀胎的母亲,‘有’是一朝分娩的儿子”。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有”与“无”的辩证关系。
从本体论角度看,“无”并非绝对的虚空,而是蕴含无限可能性的存在状态。文章追溯了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状态都是“无”,地球上最初没有工具、房屋和家具,更没有文字、绘画和音乐。但这种“无”并非简单的不存在,而是蕴含着未来“有”的种子。随着生物进化和社会文明,“无”逐渐转化为“有”——类人猿直立行走、手脚分工,制作石刀、石斧;中国人钻木取火、结绳记事、创造甲骨文。这个过程体现了“无”向“有”转化的必然性和创造性。
从认识论角度观之,“无”常常是认识的起点和动力。李茂清先生之所以开始搜集整理史料,正是源于对故乡历史“无”的察觉和不安。他发现乐园村作为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欧美珙桐引种的原产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竟然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这种文化记忆的“缺失”促使他开始了漫长的搜集工作。在这里,“无”不是消极的空白,而是激发创造性的动力源泉。
从实践论维度审视,“从无到有”是一个需要主体能动性的过程。李茂清先生总结了实现“从无到有”的四个“有”:强烈的意愿、不懈的毅力、“舍得”的情怀和广泛的支持。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无中生有”的实践路径。其中,主体的意愿和毅力是内在动力,舍得的情怀是价值选择,广泛的支持是外部条件。这种分析展现了他对实践过程的深刻理解。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李茂清先生区分了“搜集”与“收集”这两个概念:“我之所以用‘搜集’而不是‘收集’,是征集一件史料,不是一次两次可以完成的,而是要多次、反复上门交流,以诚感人,以情动人”。这一区分看似细微,实则深刻——它揭示了“从无到有”不是被动的接收过程,而是主动的寻求和创造过程。
三、唯物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从村志编纂到世界认知
李茂清先生的《有总比无好》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充满唯物辩证法智慧的哲学文本。它对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文章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李茂清先生用四十五年时间搜集史料,一点一滴地积累,最终完成《乐园村志》的编纂。这个过程正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生动例证。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时代,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任何真正的创造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耐心的等待,需要从微小量变到根本质变的转化过程。
其次,文章展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际运用。“无”作为最初的状态,被“有”所否定;而通过对“有”的不断完善和修正,又达到更高级的“有”。李茂清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乐园村志》并非完美无缺,“遗憾之处,俯仰即是,遗漏错误,在所难免”。但他同时指出,无论是客观评价还是情绪化批评,都是好事,能够引起热议,至少得到关注。这种开放的态度体现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深刻把握——发展是通过不断否定而实现的前进过程。
最后,文章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有”与“无”作为对立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李茂清先生指出:“‘有’和‘无’是一对兄弟,有时打架,即对立,有时他们关系也很好,又统一”。这种对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理解,正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在当今世界充满各种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个体与集体等的背景下,这种辩证思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乐园村志》的编纂过程还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村志作为一个村子的历史记录,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特殊性;但同时,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智慧又具有普遍价值。李茂清先生通过《乐园村志》的具体编纂,展现了如何从特殊中挖掘普遍,从个别中发现一般的方法论原则。
纵观全文,李茂清先生通过个人实践诠释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无到有是一个充满艰辛却又无比美好的创造过程。这种创造不仅改变了客观世界——让《乐园村志》从无到有,也改变了主观世界——让人们对故乡和历史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
“没有讨饭的父亲朱五四,就没有坐朝的儿子朱洪武。”《乐园村志》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完美,而在于它存在着,记录着,传承着。这种“有总比无好”的朴素信念,背后是对文化传承的强烈责任感,是对历史记忆的珍视,是对故乡土地的深情厚谊。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对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传承,显得尤为珍贵。
李茂清先生的文章和实践告诉我们:每一个“有”都源自“无”,每一个存在都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以更加辩证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以更加执着的精神从事创造。这不仅是对待方志编纂的态度,也是对待人生和世界的智慧。
吴云立,高级教师,中国通俗文艺协会会员,云南省演讲学会常务理事西双版纳工作部部长,云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西双版纳评论家协会顾问,《百姓作家》副主编,西双版纳作协音舞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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