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云飞/文

《礼记·学记》作为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教育论著，其提出的"化民成俗"命题蕴含着深邃的政治哲学意蕴。

化民成俗的哲学根基

《学记》开篇"发虑宪，求善良"的治国纲领，郑玄注曰："宪，法也。言发计虑当拟度于法式"，孔颖达疏解为"谓人君谋虑政事，必先拟度旧法"。这种法天则地的政治智慧，实承《尚书·洪范》"皇建其有极"的传统，将教育制度的建构置于宇宙秩序的框架之中。文中"玉不琢不成器"的譬喻，既暗含《周易·系辞》"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又呼应孟子"性善"说中"扩充"的修养功夫。

《学记》"人不学，不知道"的论断，当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对观。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指出："道者，天理之当然"，而"学"正是"复性明理"的过程。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架构，使教化实践既具有形而上的合法性，又保持现实操作的可行性。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所言"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实承此理路。

"师严然后道尊"的命题，折射出儒家对教化主体的特殊要求。王夫之《礼记章句》阐发："严者，敬之至也。师道立则善人多，此天地生物之心也。"这种将师道尊严提升到宇宙论高度的诠释，使教化活动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成为参赞天地化育的圣功。

化民成俗的制度建构

《学记》详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立体教育网络，郑玄注谓"此周制也"。考诸《周礼·地官》，乡遂制度与教育体系确实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分级施教的设计，既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又暗合"修齐治平"的儒家进阶理想。

"豫、时、孙、摩"四原则的提出，展现出先秦教育智慧的精微。孙希旦《礼记集解》解"豫"为"防患于未然"，"时"指"当其可之谓时"，"孙"即"循序而进"，"摩"则"相观而善"。这种既重预防又讲时机，既强调顺序又注重互动的教学理念，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的制度设计，与《周礼·地官·乡大夫》"三年大比"的记载相印证。这种周期性考核制度，既避免了"不教而诛"的苛政，又防止"学而不试"的懈怠，形成"藏息相辅"的良性循环。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考订其制，认为这种考核"非以困人，乃以成人"。

化民成俗的社会功能

"化民成俗"的"化"字，《说文》释为"教行也"，段玉裁注："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这种强调潜移默化的教化观，与法家"以吏为师"的强制手段形成鲜明对比。王阳明《传习录》论教化"如时雨春风，沾被卉木"，正得此中三昧。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论断，将教育提升到治国根本的高度。这种思想在汉代经学中得到制度性实践，如《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开官方教育制度化之先河。宋明书院制度的兴盛，则是这一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延续。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命题，揭示了教育在文化认同塑造中的核心作用。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指出："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使得文化传承与政治认同高度统一，形成独特的文明延续机制。

传统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化民成俗"思想启示我们：道德建设不能停留于法律规制，更需要文化浸润。如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所示，现代公民道德培育应立足传统资源，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共同体。

面对工具理性膨胀的教育异化，《学记》"教之大伦"的论述提醒我们重思教育本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报告提出"回归人文主义教育观"，与儒家"成己成物"的教育理想形成跨时空呼应。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建设的成功经验证明，传统教化智慧在现代社会仍具生命力。通过创造性转化"礼乐教化"传统，可以构建既有文化根基又具现代特质的治理模式，实现"秩序与活力"的辩证统一。

结语

《学记》"化民成俗"思想体系，既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精华凝结，也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制度密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中，重审这一传统智慧，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道路的文化理解，更能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资源。当我们在现代性反思中重构教育本质、在文化自觉中重塑价值体系时，这份跨越千年的思想遗产，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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