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年仅16岁的白居易带着少年的心事和滚烫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前往帝都长安应举，顺道寻访名士，拜谒各路码头，以求闻达。

《旧唐书》载：“（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唐才子传》谓顾况“善为歌诗，性诙谐，不修检操，工画山水。”

当时顾况虽然只是官至六品的“著作郎”，但其在长安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同时期的刘太真曾记载顾况家诗会雅集的盛况：“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目。举国传览，以为盛观。”

唐张固在《幽闲鼓吹》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白居易拜访顾况的情景：白居易初至长安应举时，携诗作拜谒著作郎顾况。顾况见到其姓名后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待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惊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遂为之延誉。

元代辛文房在《白居易传》中亦有印证：“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长安居，大不易”遂于坊间流传，苏辙更有诗句推波助澜：“应笑长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离离”。

白居易真正地开启自己的仕途生涯，是在12年之后的贞元十六年（800年）。28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随后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

当时他的工资也很微薄，每月也就16贯，如果按每月能攒下一半计算，也就是8贯，一年是96贯。按当时长安的房价，他大约需要4年多才能买得起房子。

刚开始白居易也只能租房住，他租的是已故宰相关播家的闲置宅院：他的《常乐里闲居》是这样说的：“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在长安漂泊了近20年，直到49岁那年白居易才真正在长安买了属于自己的大House。这个房子位于新昌坊的东南角，“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他在《卜居》一诗中侧露乔迁之喜，难掩胸中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

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

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

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

敢辞湫隘与嚣尘。

安居才能乐业。就像歌曲《大梦》里唱的那样：“要不要房子？要不要孩子？要怎么办？”

二

根据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长安的荔枝》票房已过5亿，还在节节高升。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24岁，入职司农寺上林署，成为诸多飘荡在长安的浮萍之一。”

“长安居，大不易”，李善德比白居易提前二十多年就体验过了。

上林署为九品官，年俸约40贯。1贯≈现代6000~7000元，李善德的年薪240000~280000，比现在的公务员收入还要高一些。

唐朝长安城的区域划分按“坊”，房价的高低决定性因素就一个“地段、地段、地段”。皇城附近的“黄金地段”如崇仁坊一套住宅可能要上千贯，而比较偏远的归义坊，可能也就300贯左右。

为了能在首都“安居乐业”，李善德以300贯的价格在招福坊购置了一套“学区房”，这是他的“刚需”，也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负重前行的动力。

唐朝有“质库”，类似于现在的典当行，可以用地契、珠宝抵押借钱；唐朝还可“赊买”，和卖家商量好分期付款，但利息很高！

唐代因佛教鼎盛，寺庙也香火兴旺。长安城里诸如大慈恩寺这样的寺庙通过皇家赏赐、信徒布施、土地兼并等方式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逐渐演变为一个庞大的“金融机构”，他们通过放贷这种“钱生钱”的理财方式，雪球越滚越大，财富越积越多。

李善德积蓄有限，只能向房东首付100贯，另外200贯只有向招福寺借贷。这种民间借贷以“香积”（佛国净土）为名，以“功德”为本金，“福报”为利息，说得更直白、更好听、更冠冕堂皇一些，借贷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积德行善”。

李善德向招福寺借贷的200贯，月利息是4%（年利率约48%），他背负的总债务：本金200贯+两年利息约192贯=392贯。“房奴”的压力是间接导致他成为“荔枝使”的核心诱因——“就算是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距离终点有多远。”

但“荔枝使”也不是好干的，各级“雁过拔毛”的官员开始一个个地“现形”：不是翻烧饼，就是和稀泥；不是踢皮球，就是打太极；不是画大饼，就是甩锅帝。

长安的官场也把职场玩出新花样：每一匹牛马都找到了自己的职场坐标，每一个高高在上的客观存在一边教育大家要“见贤思齐”，另一边也在不住地提醒“感恩上级”。

坐在观众席的我们，是不是感同身受？是不是说的自己？是不是共情共鸣？是不是设身处地？

   “再热闹的盛世，也逃不过时光的流逝。”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行？都是千年的狐狸，你就别跟我玩什么“聊斋志异”啦！

三

宋代官员的俸禄标准是唐代官员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这使得他们看上去可以轻松地过上优渥的生活，但前提是官要做得足够大。

庆历六年（1046年）冬，27岁的司马光以大理评事兼任国子监直讲入朝，从八品，开启“京飘”模式，开始租房生涯。

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宋仁宗时期，官营邸店有房26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邸店利润极高，所获利润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宋仁宗的老师夏竦，他是范仲淹“庆历新政”极力反对的保守派代表，在经营头脑方面却一点都不“保守”。他见租赁业前景一片蓝海、处处朝阳，就在京城广置地产，大办酒店，成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故相夏竦，邸店最广”，进项颇丰。

北宋王朝立国越久，开封城内的权贵就越多，可利用的土地就越少，房价自然也就越高。

《风雅宋：宋朝生活图志》一书中就记载有宋代诗人潘大临虽才性明敏，诗名远播，但因穷困潦倒，亦无房产，只能租借田宅维生。在一个黄叶纷坠的秋日，友人谢逸写信问他有无新诗，潘大临懊恼回复：“秋来景物皆佳句，只是受俗事牵绊而不能成篇。我昨日闲卧，耳听榄林间的雨声，意兴骤发，起身在墙上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忽然间，地主过来催租了。我雅兴顿消，无心吟诗，只有此句奉寄。”

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一书中对北宋民众收入与支出有过一个梳理：北宋普通民众每天的收入约为100文，也就是月收入3贯。宋朝百姓维持五口之家的生存，每天的花费也恰在100文左右，若是家中只有一个成年男丁出去挣钱，那就根本攒不下什么钱。

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翰林学士欧阳修与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这类官员，当年在开封城的住宿条件也不咋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7月，开封城降了一场暴雨，梅尧臣在《嘉祐二年七月九日大雨寄永叔内翰》中记载，开封城东租住的房子一片汪洋，屋内漂着浮萍，墙体斑驳残破，仅勉强撑着还没垮掉，“免为不吊鬼，世上一鸿毛”。

欧阳修租住的房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与梅圣俞书三八》中说，四面墙壁皆有破口，雨水顺着裂隙涌入，蛤蟆游进灶台彻夜鸣叫；为将屋内积水排出，他带着全家和仆人连续奋斗了两个昼夜，甚至连自己的藏书都没顾得上抢救，“住京况味，其实如此，奈何奈何”。

其实，前一年的七月，这所又破又老的房子就被淹过，欧阳修在《与赵康靖公书二》中写自己如郑国人眼中的孔子一样“累累如丧家之犬”，“仓皇中搬家来《唐书》局，又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

治平四年（1067）9月，宋神宗宣召王安石进京做翰林学士。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年初，王安石安排长子王元泽提前到开封探路打前站，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找房子。在大相国寺的烧朱院，王元泽请一帮吃烧烤的朝士帮忙留意房源，立刻就有人说：“房子还不好找吗？王舍人要来，谁不愿意租呢！何必这么早动手？!”陆游《渭南文集》卷28《跋居家杂仪》记载了王元泽的原话：“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

王元泽口中的“司马十二丈”，便是司马光。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在开封比邻而居。

那时候的王安石还没有深入到权力的中心、文化的核心、政治的圆心，甚至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偶像，“事事可为子弟法也”。

“月得数斗禄，仅足供饘糜。”（司马光《和之美二贫诗》）淡泊的性格和清廉的作风使得司马光一直都是比较清贫，他在开封工作了多年之后，置办的房产也只有一间堂屋，连书房都是“地下室”；而另一个大臣王拱辰，就是后来在洛阳为邵雍建“安乐窝”的那位，他的居室却十分豪华，中堂就有三层，最上面一层叫做“朝天阁”。时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四

这个世界，有高高在上的规则，也有自由奔放的灵魂。

人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世界是人的排列组合。无数个李善德、潘大临式的小人物组成了这个喧嚣的社会、鲜活的世界，他们当牛做马，耕读传家；他们糊口养家，心忧天下。

他们不是什么大英雄，只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最底层的“蚁族”，在命运的安排下，在齿轮的驱动下，在房贷的逼迫下，在失信的威慑下，不得不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身为《碟中谍》中的亨特、《007》中的詹姆斯·邦德，从而完成命运的抗争、生活的突围、人生的逆袭、绝地的反击，从而成为励志的标本、课件的案例、说明的典范、后世的榜样。

不倒逼一把，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庙堂之内，尔虞我诈，机关算尽，燕口夺泥。“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大家抬！”

庙堂之外，清风明月，蝉噪林静，山高水长。“再大的楼宇城郭，再小的市井烟火，不过是你你我我！”

穿越千年，职场牛马，依然压力山大，依然被房贷压垮，依然被老板压榨，依然被规则吊打，依然被“木棉花”绑架。

“满街都是茫然的人，一阵风就能吹起所有的尘土。”耳边又响起范文正公一千多年前的感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