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目光被称为“z世代的凝视”，说他们在社会场合中，经常有一种持久、空洞、面无表情的注视。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我在《非常道》一书中有一章节叫做“神伤”，讲的都是让人黯然神伤的历史细节，在这一章的最后，我收录了这么一则故事：“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一个人到老年后会想些什么，有的人会有遗憾，有的人会很得意自己的成绩，但钱穆先生在晚年的时候想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那时候他已经95岁了，那一年，他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庆典，有一天他郑重地对爱人说，我发明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我要讲给你听。他再三说，我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的爱人听后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的回答是，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从香港回到台湾的路上，钱穆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他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明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澈悟，此生足以自慰。”但因为种种原因，钱穆先生没有能自己写出这一篇大文章，而是由他口述，由爱人钱胡美琦笔录，两千多字，题目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这篇文章成了钱穆先生最后的文章，也是一个学者生前最后的心声。从这个细节中，我们更能理解钱穆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所说的，任何一国国民应该具有对其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季羡林晚年曾有过一个说法，就是人类文化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象。这个观点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有人甚至认为他反智。季羡林自己解释说，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不如说是一个历史事实。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文化或文明，生生灭灭，变动不已，从广义上看，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范围缩小一点，就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季老的意思是，我们曾经河东过，近一二百年不得不看着河西，未来是否再河东呢？季羡林的观点很有些我们中国人说的轮流坐庄的意思，比如历史上的春秋五霸，就是各区域大国轮流称霸。我们曾经流行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东升西降一类的说法儿。季羡林的这个说法虽然不好证伪，但一个文化大家表述像市井流行的话语，让不少人觉得不够有理性，不够有思想含量。

有一次跟一个校友聊天，说起认识的一个朋友，没念过书，来北京打拼，几年后做到几家汽车修理店的经理，不仅自己成家立业，还把弟弟、妹妹都找到工作，帮他们帮房成家。反观我们这些读书人，大学毕业多年，要么生计成问题，要么混出来了，跟家人关系也淡了。这个校友很有同感，说我们把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据说不少受过教育的人亲情淡漠，传统文化说读书明理，知书达礼，但传统文化也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有些老年朋友也说，孩子没读大学，还能在身边陪伴，受了大学教育就是一去不返了。我的老师钱理群教授说过，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读书人真的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阶层吗？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但每个人都可以跟世界链接，这就是哲学家们说的“同于大全”，大全就是无限的丰富。文化也是这样，在一种文化里生活得有意义了，就能同于这种文化。比如德国人歌德、托马斯-曼先后说过，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比如章太炎就曾说，他死了，华夏文化就消亡了。当代人余英时先生也有名言，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让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汇聚到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里，这是我们个人生命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个人只要自同于大全，就能把自己有各种萤房或小小的悲欢里解放出来，这就是古人说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这就是金刚经里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金刚经里说的，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有一大学教授的公子厌学，初中未毕业即辍学。教授不得已，听之任之。公子自己在家鼓捣，喜欢上摇滚，在父母亲友的托举下，竟成一音乐人。媒体公开之后，一时有励志之功。但有人为此说，“这孩子要不是生在教授家里，而是生在底层市民或者农家，早就打螺丝送外卖去了。”“北京的学渣可以做乐师，农村的学渣大概率做扎钢筋师。”也有人就此类评论而评论说，这有点儿像李斯看见仓鼠和厕鼠而发出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