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二百五十卷，南宋徐梦莘（1126—1207）撰，专记北宋末南宋初宋金关系，上起政和七年（1117）登州航海通好，下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败盟，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鼎足而三，《四库全书总目》称：“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以外，未有能过之者。”《长编》《要录》早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唯《会编》八百余年来始终以多种抄本与刻本流传，迄无现代点校本。2025年12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汪圣铎、丁建军、马元元、刘坤点校的八册本《三朝北盟会编》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几代学人的遗憾终得弥补。因一部古籍整理点校本而成为年度出版热点，足见学界期待之深。不过，与《会编》八百年无整理点校本形成鲜明比对的，是关于它的现代研究已积累九十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发表以来，中经邓广铭、刘浦江、汤勤福、黄宽重诸先生，及中青年学者邱靖嘉、苗润博、许起山、许峻玮等的深耕。故而一部理想的整理点校本，不仅应该是相关学术史的继承者，也理应是它的回应者。

《会编》的价值与整理之难

关于《会编》的史料价值，汪圣铎先生在《前言》中已概括周备。是书收录文献二百余种，许多保留原始风貌，多种史料的完整性胜于《宋会要辑稿》《要录》所载。如今本《长编》佚失徽、钦二朝，所存两朝宋金关系史料以《会编》最富。该书所收女真早期史、辽朝灭亡史，可补《金史》《辽史》之阙，刘豫伪齐史料也比《宋史》《金史》诸书详备。且本书非奉命之作，观点与官方正统有异，如徐梦莘对虞允文颇有看法，既引录不利文献又加褒贬评语。他倾向理学却并不纯粹，甚至收载“只顾春秋不顾防秋”之句。这种异质性恰恰是私史的可贵之处。此外，《会编》有相当篇幅是宋金口头谈判的实录，徐梦莘征引文献秉持“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的原则，如实保存了当时口语的面貌，自刘坚、梅祖麟标举其语料价值以来，已成汉语史研究中绕不开的文本。这意味着一部点校本要同时对史学家与语言学家负责，而两者诉求并不总是一致，整理之难亦由此而来。

顾宏义先生在新书分享会上有一个精准的概括，其言《会编》的最大优势在于原原本本，它是当时文件、奏章、书信的直接汇编，而非后人的二次叙述。也正因为如此，此书文本状态格外复杂，所引诸书版本源流各自，自身又以抄本流传八百年，现存明抄本十几种、清抄本三十余种，另有清末袁祖安活字本、许涵度刻本和《四库全书》本，文字歧异盘根错节。契丹、女真人名音译无定字，宋人避讳层层叠加，清人又因避忌“胡”“虏”等字删改甚多。凡此种种，使《会编》的整理难度在宋史基本文献中首屈一指。

近百年《会编》研究的三条线索

评价一部古籍点校本，宜先知道现有研究和整理进展到何种程度。现代意义上的《会编》研究应始于陈乐素先生，其《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系统厘清作者生平、成书经过与传本源流，其中两项判断影响深远。一是指出“现存之诸本中，论者多以季振宜旧藏之明抄本为最佳”，此结论支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底本选择。二是将“绍兴三十年之缺书”作为疑案提出，指明《会编》存在整篇章脱佚情形。1979年台北大化书局铅印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校勘本相继行世，使《会编》有了相对易得的通行本。而上海古籍本原拟用四库底本影印，因馆臣删改难以处理，经邓广铭、顾廷龙二先生建议改用许涵度刻本。换而言之，今天习用的通行本之一实是权衡之后的权宜之选，而非质量最优之选。这一细节最能说明，为什么学界此后还要呼唤一部真正的点校本。

1998年，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一文发表，堪称《会编》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其贡献有二，一是对版本系统重新梳理，考定此书原名《三朝北盟集编》，庆元二年（1196）抄上实录院时改称今名，今存明清诸本同出实录院一源。二是发覆是书结构性错乱之处，考出今本卷二二四所载叶义问奉使回等三事实皆绍兴三十年之事，据以断知绍兴二十九年内容全佚，又揭出两篇《万言书》的错互。这类错乱非版本对校所能解决，只能依靠史源比对。

进入二十一世纪，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邱靖嘉、许起山诸家重审四库本删改、明清抄本源流与清代辑佚书，黄宽重先生清理《永乐大典》所收三十一条引文，汤勤福先生重核引书数量。这些研究虽角度各异，但多指向一致判断。许涵度刻本臆改不少，不足以充当底本，传世各本同出一源，时代较早且保留宋讳原貌的明抄本才是正途，文渊、文津等四库本删改程度不同，须分别对待，凡自《会编》派生之本皆须警惕。学界已把“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点校本”和“该怎么做”两个问题回答得相当清楚，缺的只是有魄力把共识落到二百五十卷纸面上的团队。中州古籍出版社本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出现的，故而评价它的尺度也理应基于学界相关研究达成的共识。

点校本对既有研究的承接与推进

该点校本最大的亮点是，底本选择的审慎与版本清理的彻底。此书今存明、清抄本数十种，清中叶以前无刻本。《整理说明》开列经眼明本十种、清本十种，每种注明藏家、书号与存卷，版本信息之完备为历来研究所鲜见。底本的择定更见功力，整理者最初属意季振宜家藏明抄本，此本最接近宋人原貌，但比勘后发现涂改处较多，且有数卷为清抄补入，并非完帙，只得退居通校本。最终中选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湖东精舍抄本，其格式、体例与季本高度近似而更为完整，遂定为底本。这一选择既落实了明抄本为正途的多数认同，又以完整为标准对“季本最佳”的传统判断作了修正。

对两种清刊本的鉴定，最能体现整理者的文献学眼光。袁祖安活字本向来通行，整理者却比对其出版前校稿本与成书，揭示其对底本文字改动颇大。如卷二〇《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明清各本都缺失第一程，唯独袁本为完整行程，原来是清代整理者引入《大金国志》补足，而《大金国志》今已知系伪托之作。许涵度刻本亦经检验，卷二三二“诏修故少保岳飞庙”一段乃清人在瓶花斋本上的补注，许本遂将这段清人文字羼入正文，因而两本当然皆不宜作底本。

两种四库本虽以避清讳删改严重著称，整理者比对却发现两本差异比想象大得多，且认为四库本并非全无长处。如卷二二一原书征引洪皓《松漠记闻》一千七百余字，渊本予以删除，津本基本未删。卷二四七“先是，刘锜在淮阴也，员琦、刘汜在盱眙”之“刘锜”，湖本原误作“刘绎”，明清诸本同误，“当为祖本之误，唯有渊本改正”。整理者最终将两种四库本都选作工作用书。这种对众本不迷信、不抛弃的思路，正是点校本最重要的创新点之一。而汪圣铎、丁建军二位先生于2018年发表的《〈三朝北盟会编〉人名歧异考辨》一文中，已就湖本、袁本、渊本等诸简称比勘诸本，可见此次点校的底本判断早已成型。这种先在专题研究中打通关节、再落笔整理全书的思路，足见整理点校质量之高。

整理体例的守正与创新

整理者在《整理说明》列出十一条校勘凡例，措辞简质而思虑周密，处处可见在存古籍之真与便今人之读之间寻求平衡的苦心。守正的一面，如契丹、女真人名音译无定字，整理者只对有明显错讹者据版本校正，其余保持原书写法不变。避讳处理保留宋讳原貌，较隐蔽的讳改则出校说明，“凡是能确定属于清人讳改、雅化、臆改及臆补的文字，即使文意通顺，均不以为据”。宋讳存、清讳辨，界限分明，此为版本断代意识在校勘实践中的落实。

最能体现整理者对本书性质之理解的，是对引文问题的分类处理。第一类，徐梦莘引用史料本非全文照录，有故意删节者，如以《晦庵集》原文逐字对勘《会编》所引《张浚行状》，发现作者有意删去原文一半以上，“此种情况不作校补”，因为整理的对象是徐梦莘的书，而非徐梦莘所引的书。第二类，引文错讹、张冠李戴者则校补校正，如卷三二陈东上书、卷三六七日诏书所涉“李邦彦”，据《少阳集》《靖康要录》以及袁本应作“李彦”。第三类，大意与所引原意不符者，出异同校或校改，如卷三六“南蛮众掩邛、戎、巂三州”，据《新唐书》《文献通考》知底本脱“入成都”三字。分类的依据是作者删节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就抓住了汇编类史书校勘的要害。

创新之处还体现在阅读的友好性。全书采用横排全式标点，正文纲目顶格、用黑体字，其余用宋体字。《会编》向有“编年体的别种纲目体”之称，版式上的纲举目张，使这一文体特征首次在印本中呈现。校勘记一改传统点校本置于卷末的惯例，统一改为页下注，对一部二百五十卷、海量校记的巨著而言，省却读者无尽的前后翻检之劳。

余话  

作为问世八百余年以来的第一部现代点校本，这套八册本《三朝北盟会编》具备开创性的学术价值。版本调查规模空前，底本选择审慎，综合二十余种明清版本参校，辅以百余种传世文献他校。整理体例兼顾存真与便读，对汇编类古籍整理具有示范意义。从学术史角度看，本书承接陈乐素以来近九十年的研究积淀，是几代学人相关研究成果的集中转化。当然，就一部二百五十卷的大型古籍而言，首次整理很难做到尽善尽美，部分域外版本与研究成果还有吸收整合的余地，若未来编制配套索引，也会进一步提升使用价值。总体而言，这部迟到的点校本，是宋代文献整理领域又一块坚实的学术基石。它的问世，不代表相关研究就此终结，而是为后续研读、商榷、修订完善提供了扎实可靠的文本基础，标志着《会编》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11日 作者赵龙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