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当我坐在阳台藤椅上，翻着旧相册，指尖触到那张边角磨毛的高中女生照片——背面还留着当年用蓝黑墨水写的小字，娟秀，又有点莽撞。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从被人赌“不可能”的少年事，到揣着一句话走过大半辈子，想来真像翻一本旧书，纸页都黄了，字却越看越沉，而心也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个农村娃能进县城中学，全靠大哥跑前跑后周旋，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别人已经上了一个月课，我还在等入校的通知。

    那时想法简单得很：跳出“农门”，换个有城市户口的“粮折子”，这辈子就算挣着了。

    书包里装着有父母给了几角几分零钱，脚下踩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走在县城的水泥路上，总觉得自己像棵从田埂移栽到街沿的草，根还扎在土里，心却慌着往上长。

    长到高二，就长出了别的心思。

    同班那个有城市户口的女生，扎两条麻花辫，笑起来露出一颗虎牙。同学们戏称他是：外国小姐。那天放学，她塞给我个小布包，转身就跑。我躲在操场围墙根打开，是张她的一寸照片，用洗得发白的白手绢包着，背面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都是些少年人说不出口的倾慕。

    我攥着那方手绢，手心出的汗把布都洇湿了，心里像揣了只刚出笼的馒头，烫得慌，又甜得发涨。

    后来我们常一起在晚自习后走一段路，没说过什么出格的话，最多就是我帮她拎拎书包，她塞给我一块水果糖。可在那个年月，男女同学走得近点，就成了全班公开的秘密——“耍朋友”这三个字，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教室，溅起一片起哄声。

    起哄背后，更多是不看好。

    我听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后排几个男生趴在桌上赌：“他俩要是能成，我买一块上海手表送给他们！”

     那时候上海手表是啥概念？普通工人仨月工资都未必买得起，是全身上下最撑门面的家当。可他们拿这个当赌注，不是赌输赢，是赌定了我们成不了——

    一个农村来的泥腿子，连户口都在乡下，凭啥娶城里的姑娘？“门不当户不对”这话他们没说出口，可眼神里明明白白写着。

     我那时候憋着一股劲，可劲没处使，全用在书本上了。谁知道命运偏要跟你开玩笑——那时候高考得先过预考，预考刷掉一大半人，才有资格进正式考场。

    我因为身体底子差，再加上基础本来就薄，最后差了几分，硬生生卡在了预考线外。

    拿到成绩那天，我在县城的桥洞底下坐了一下午。河风吹得脸疼，一会儿是我的叹气，一会儿是女生塞我手绢时红的脸，一会儿是后排男生拍着桌子说“我就说吧”的样子。

    那时候真觉得，这“农门”我怕是跳不出去了，那段朦朦胧胧的感情，也跟着一起泡汤了。

    还是我哥，找到我就说了一句话：“复读，转文科，再试两年。”

    他没讲大道理，就把带来的粮票和钱塞我兜里，转身去学校给我办手续。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当年他送我来县城读书时的样子，突然就觉得不能就这么认输。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了自己的前程，也为了那点没说出口的心思。

    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把理科的课本换成文科的，从历史年代到政治论述，一篇篇背，一道道写。冬天教室冷，有好心人送我了一双穿过并带有泥土的军用毛皮皮鞋。

    手冻得握不住笔了就搓搓再写。第二年预考，我过了；高考放榜，我上线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沿着县城的河走了一圈又一圈，走到女生家巷子口，又不敢进去。我知道，我这辈子的命运，可能真的要拐个弯了。

     可拐弯的不只是命运，还有我们俩的事。

     女孩的母亲早就听说了我们“耍朋友”的传闻，这次我考上大学，她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老人家是个实在人，既没摆脸色，也没说难听的，就坐在堂屋里跟我掏心窝子：“你还有好几年大学要读，女孩子的青春耽误不起。你们俩的事，得有个说法。是成是不成，你给句准话，别拖着人家姑娘。”

     我那时候心里其实乱得很，可看着老太太严肃又恳切的眼神，嘴里没打磕巴，就蹦出来一句：“我会负责的。”

    就这五个字，说出来的时候轻得很，像片树叶，可落在心里，沉得像块石头。

    大学几年，我没敢松劲。别的同学谈恋爱、逛大街，我泡在图书馆里，或守在公用电视屏幕旁度过漫长的时光。每次给她写信，我都不提什么海誓山盟，就说学校的事，说以后的打算，说“等我毕业”。她也安安静静等着，逢年过节给我寄双织好的手套，说上一句，注意身体吧！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有机会留在机关，可我想都没想就选了边远的企事业单位，专业对口不对口不重要，地方偏不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兑现我的那句话，五个字。

     工作刚满半年，我们就结婚了。没有热闹的婚礼，只是请同事买了点瓜子、糖果、找了两只烟，就算正式结婚。两边的父母、亲戚都因为我们地处边远，没有一个人参加，当时，通信只有“摇把子”，也没有一个人亲人打过电话。

    我跟她开玩笑：“当年我们班同学赌咱俩成不了，赌注是一块上海手表，现在想想，我还亏了块表。”她捶我一下，笑着。

    后来的日子，就跟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样：生孩子，养孩子，上班下班，柴米油盐。有过吵架拌嘴，有过捉襟见肘，可从来没提过“后悔”两个字。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儿子成家立业，孙子也上了小学。早上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晚上一起去公园散步，她的头发白了一半，我的腰也弯了不少。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就会想起当年那个白手绢包着的照片，想起那句“我会负责的”。

    常有人跟我说，我命好，从农村娃熬到城里退休，还娶了个城里媳妇，儿孙满堂。可我自己知道，哪是什么命好？就是当年憋着一股轴劲，别人说不可能的事，我偏要做成；说过的话，就认死理要兑现。

     偶尔也会惆怅。想起古人说的“媒妁之言”“门当户对”“龙配龙，凤配凤”，我们俩这辈子，算是把这些古训都违背了。

    有成就吗？

    有——从被人打赌成不了，到携手走过四十多年，把日子过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这算成就。

   有失落吗？

   也有——这些年为了撑起这个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自己知道。要是当初真的按“门当户对”说不定大家都还能少奋斗几年？可这种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真要重来一遍，我还是会选这条路。

     说到底，哪是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那么一两件事，要认死理，要攥紧了不撒手。别人的打赌是别人的，自己的承诺是自己的。别人说你不行，你就偏要行；说过要负责，就负责一辈子。

    风从阳台吹过来，把相册吹翻了一页。

    四十多年前，别人拿一块上海手表赌我们成不了。    

    四十多年后，我还挂念着那块上海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