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楚水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三皇五帝，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文明，应该归为神话建构，从而否定尧舜历史存在的真实性。然而，《尚书》已有《尧典》，汉儒之释：曰苦稽古，洋洋万言。孔子孟子亦多有论述而证。特别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更是详细的记载了尧治国理政的事迹，绝不同于《山海经》与《封神演义》类似的神话传说。近代疑古思潮兴起时，顾颉刚先生只所以认为三皇五帝为神话传说，主要认为没有考古支撑，也出土文物文献佐证。因为那时候就没有距今4300--3900年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也无可厚非。而现在这一发现，却颠覆过去的历史认知。因为部分学者认为考古发现佐证了《尚书》中，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记载的确切，更重要的是证明了新石器时期的这一原始部落，己经具备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形态。尧帝治国理政的理念，已经具备最早的国家战略能力。

山西襄汾陶寺考古发现，尧都平阳己经具备“最初中国”的雏形：

—，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体系的建设，以及宫庙区，仓储区，手工业区，行政集约分布，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空间规划能力与资源把握能力。

二，通过十二道缝，阳光的观测，能够确实二十四节，而且，至今误差也只在两天之内。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这一传统习惯，又如《尧典》所云：授民以时，让人遵循自然规律。天象--农时--政令，三位一体，特别是在粮食安全与人口增长方面，已经具备应急调控能力。

钦若昊天，非谓曰若稽古，山西襄汾考古还发现，陶寺出土的礼器组合：玉琮-鼍鼓-特磬，三位一体，以及M22大墓出土的彩绘龙盘与鳄鱼皮鼍鼓，其组合规格远超普通部落首领墓葬。比良渚文化玉琮单一，更能体现出“神权--军权--政权”的复合权威。陶寺晚期灰坑H3403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尧”二字，可以释读：“文”乃天文历法，“尧”为圣王自称。远比后人称孔子为圣人，至少要早4000年，说明尧时代已形成“天文-文字-王权”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尚书·尧典》： “克明俊德”--- 即通过礼器标准化，实现德文化认同，要比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早300多年，建立了德冶天下而非暴力治理一个国家的基本方式。

陶寺遗址晚期地层保存着早期国家治理的记录：孢粉分析显示距今4000年左右持续干旱 ，修建10公里水利渠，引汾河水灌溉 ，避免了古埃及王国因尼罗河枯竭而崩溃的结局。

宫殿区焚烧痕迹与肢解人骨坑 以及城防外郭城墙加厚，国家动员能力的提升，避免了印度河文明因暴力而消亡。

陶寺中期大墓M22与晚期M8规格差异，考证为禅让制存在的物质痕迹 。记得饶宗颐先生离世前，在人民日报撰文《求真 求是 求正》：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五重证据法即：

1.实物（考古学资料）；2.出土文献中带刻文的如甲骨、金文、简帛文献、碑记文献材料等等；3.传世文献，如历代经典材料等等；乙：间接证据4.民族学、人类学资料；5.异邦同期应予以比较的古史资料。研究夏代及时上古史地重要。

禅让制发现存在的物质痕迹，又一次否认了顾颉刚先生对史前文明认知的错误。总之，陶寺的出土发现，尧帝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已经具备完整的治国理政理念。已具国家雏形的这一氏族部落，也已经具备最初的国家战略能力。比如陶寺仓储区碳化粟米储量，可支撑2万人口度过3年饥荒，这种粮食战略储备思想，要比《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早1000余年，更是国家应急能力的体现。

如果将尧时代置于世界文明史视野，足以可见中国国家形成的特殊性：两河流域的神庙经济--城邦争霸，形成了古埃及神王专制；美索不达米亚 ，乌鲁克城邦依赖战争掠夺；古埃及金字塔建造，体现了其绝对神权。尧都平阳的形成则是区域非武力扩张，物品跨部落交换的结果，而观象台则服务于农耕生产，形成“天道-民生-政治”的良性循环。

尧天舜日，德济帱载。 陶寺观象台遗址采集的夯土样本中，检测出刻意掺入的磁铁矿粉末（Fe3O4）。这种使夯土呈现青黑色的特殊工艺，与《周礼》“以苍璧礼天”的记载，遥遥相对，时空呼应——正源自先民对天文建筑的物质性崇拜的同时，又有力佐证尧天舜日的历史真实。“天文-农业-伦理”的三元结构，契合“天道--民生--政冶”的良性循环，为现在国家治理提供古老而常新的启示：那就是真正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于将自然规律转化为文明延续的基因密码，天人合一，德法自然，天道酬勤。

附：∴：楚水《尧天舜日 德齐帱载：尧文化与国家战略能力》的现代启示

一、考古实证与历史真实的辩证：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精神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但陶寺遗址的发现证明：神话传说中往往包裹着历史的核心。“文尧”朱书、观象台夯土缝、三重城垣等物证，以近乎精确的实证数据，将《尧典》中“钦若昊天”的记载从文本拉回现实。饶宗颐先生的“五重证据法”在此展现出强大解释力——当实物、文字、文献、人类学、跨文明比较五重证据链闭合时，尧时代的国家形态已无可否认。

二、中国国家起源的独特路径：

.尧文化的战略能力体现为一种“非暴力整合”的文明逻辑：

- 与两河流域对比：乌鲁克城邦通过战争扩张，而陶寺以玉器交换网络实现资源整合；

- 与古埃及对比：金字塔服务于神王不朽，观象台却直接赋能农业生产。

这种“天道—民生—政治”的良性循环，奠定了华夏文明重秩序、轻征服的基因。陶寺仓储区的三年粮储，更是将“以丰补歉”的治理智慧具象化——这不仅是战略储备，更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国家韧性。

三、德治的史前原型与现代回响

尧时代“克明俊德”的实质，是通过礼制标准化（玉琮、鼍鼓）和天文权威垄断（观象台）构建认同。比《汉谟拉比法典》更早的是，中国选择了“德齐帱载”（德性如天地覆载）而非“以刑止刑”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当代仍有启示：

1. 粮食安全：陶寺的“粟米战略储备”与当今的耕地红线、种子工程一脉相承；

2. 危机应对：大旱期的水利工程，堪比现代“海绵城市”的生态智慧；

3. 合法性构建：从“观象授时”到“大数据治国”，技术始终服务于治理伦理。

四、尧天舜日的深层隐喻

陶寺夯土中的磁铁矿粉末（Fe₃O₄），将天文建筑神圣化的同时，也揭示了先民对“青黑（玄色）象征天道”的认知。这种物质性崇拜，与《周易》“天玄地黄”、《周礼》“苍璧礼天”形成时空闭环——证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绝非偶然，而是*略能力代际传承的结果。

尧文化告诉我们：真正的“德治”从来不是道德空谈，而是将自然规律转化为制度设计的能力。当陶寺先民仰望观象台的夯土缝测算农时，他们已在践行“天人合一”的最初版本。今天的我们，或许更需要从这种文明基因中汲取智慧：

最高的战略，是让文明如天地覆载般无声运行；最久的治理，是使德性成为如粟米般可储存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