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这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第一本诗集《缪斯眼睛》时，特意请的季羡林老先生题词。记得老人家特意说：彊，有这种写法，却不是强的繁体字。《易经》为乾卦，《说文解字》乃弓之有力也。比如自彊不息，就不应写成自强不息。

老楚同志没怎么上过小学，虽然偶尔舞文弄墨，更泛于训诂小学。记得还有一次请季羡林先生为文白对照《资治通鉴》题名，老人家问我写“鉴〞，还是“鑑”。当时并不知道鑑，也不是鉴的繁体字，便随意说那个字都可以，谁知道却大错特错。过去二十年了，现在才略明白：鉴，乃低头照水盆是也；鑑，则是青铜镜，《周礼》之以鑑取水于月。《资治通鉴》宋刻本多用鑑，明以后刊本渐趋鉴。季老不经意之问暗含深意，而我不懂装懂，错过一次聆听讲解的大好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又何止是遗憾两字能够形容？！

近日读有关研究胡适之先生的文章：1946年适之先生力邀留德十年季羡林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筹建东方语言系。适之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几乎影响了季羡林先生一生，特别是在《糖史》以及《弥勒会见记》的考证中，更是一丝不苟，深得心境。前几天曾谈到季羡林先生对新诗以及新古诗的看法，只是时间久了，记不太清了原话，而电子版的题字又十分模糊，所以，也就并不一定能完全反应先生真实的想法，将来见到真迹再勘误而纠之。

杨天石先生研究胡适之先生的文章，谈到了胡适和柳亚子，关于诗的论辩，确实给老楚同志补上五四运动前后诗歌状况一课。就我而言，仍然觉得新诗也好，古体诗也罢，寻找形式，需要打破传统，然后，才能形成传统，诚如我现在的书法之探索，需要破旧立新，不拘一格，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正适内蒙高永强先生索字于我，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好友英年早逝的高文强兄弟，故而书疆释怀，以示天行健，地势坤也。

附∴：彊与鉴：文字背后的文化叩问与精神传承

---楚水《彊》之分析

这篇文字表面上以“彊”字为引，回忆季羡林先生的题词往事，实则暗含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深层叩问——我们是否真的理解自己使用的文字？我们是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遗失了某种更精微的精神？

一. 文字是文明的基因，而我们正在遗忘它的密码：

季羡林先生特意指出“彊”不是“强”的繁体字，而是《易经》乾卦“自彊不息”的本字，弓有力之意。这不仅是字形之别，更是文化意蕴的差异。“自强”是勉力而行，“自彊”却是如弓蓄力，刚健而不折。一字之差，精神气象已然不同。

同样，“鉴”与“鑑”的区别，不仅是书写习惯的变迁，更是文化载体的演变——“鉴”是低头看水盆，“鑑”是青铜镜映照，《周礼》有“以鑑取水于月”的仪式。从青铜镜到水盆，再到今天的电子屏幕，我们照见自己的方式在变，但我们对“自鉴”的思考是否也在退化？

作者遗憾当年未能领会季老的深意，这种遗憾不仅是个人学识的缺憾，更是整个时代对传统文字学日渐疏离的缩影。我们习惯了简体字的便捷，却可能失去了对汉字背后宇宙观、伦理观的感知。

二. 胡适与季羡林：学术精神的传承与断裂：

季羡林受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影响，在《糖史》《弥勒会见记》的考证中一丝不苟。这种治学态度，正是乾嘉学派“无征不信”传统的延续。然而，今天的学术研究是否还能保持这种严谨？当知识生产变得快餐化，当“破旧立新”沦为口号，我们是否还能像季羡林那样，对一个字的用法反复推敲？

胡适与柳亚子关于新诗的辩论，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作者说“寻找形式需要打破传统，然后才能形成传统”，这固然不错，但真正的“破”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立”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创新不过是无根之木。

三. 书法与人生：在“疆”与“彊”之间的精神跋涉：

作者以书法探索自况，认为艺术需要“不拘一格”。但真正的“破格”并非随意涂抹，而是像“彊”字那样，在弓弦的张力中寻找力量。“疆”是边界，“彊”是内在的刚健，而“自强不息”则是二者的统一——既要有开拓疆土的魄力，也要有如弓蓄势的韧性。

好友高文强的英年早逝，让作者感慨“天行健，地势坤”。这不仅是悼念，更是一种生命观的投射——文化如人，既要有乾卦的刚健进取，也要有坤卦的厚德载物。而今天的我们，是否在现代化的狂奔中，丢失了这种刚柔并济的智慧？

结语：回归文字，回归精神的本源：

这篇文字看似散淡，实则暗藏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忧思。当我们不再深究“彊”与“强”、“鉴”与“鑑”的区别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几个古字，而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季羡林的严谨、胡适的实证、书法的探索，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理解其精神内核。

或许，我们都需要像作者那样，在某个深夜，重新凝视那些被遗忘的文字，从中找回文明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