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由陈思诚编剧并监制，青年导演来牧宽和姚文逸执导的电影《恶意》在全国上映。影片围绕一起坠楼案，聚焦网络暴力，勇敢地触及当下社会面临的时代议题。

在点映阶段，《恶意》就在观众中引发了话题热度。互联网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反作用力？网络舆论是怎么影响和反噬人们的生活的？陈思诚认为，《恶意》所传递的正是对这个时代最大的善意。

网络暴力是时代面临的重大议题

记者：作为《恶意》的编剧和监制，您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是什么？

陈思诚：这个剧本的起点是一个作文比赛的获奖作品，它触动我的一点在于它讲的是一个网络暴力的事件，这也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我想讲述一个关于网络暴力对个体影响的故事。这个剧本创作非常难，至少用了三年以上时间，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着力点。因为这部电影不像普通悬疑片，只有一个具象的凶手或者反派。这个故事的反派可能是每一个人，所以它其实有一种无力感，你特别容易感觉把拳头打在空气上。

一直到临开机，我带着所有演员在武汉进行了一次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剧本围读，加入了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台词，才真正算是更深度把这个剧本捋顺了。

记者：您所说的加入了一些您认为很重要的台词，这些台词都包括什么？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指向？

陈思诚：比如张小斐饰演的叶攀最后那段独白，“恶比善的传播得更快，坏比好的热度更高，恶意变成热度，热度带来流量，流量就是钱，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舆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未来会走向哪里？”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被一些网络恶意影响着，包括电影里叶攀最后一次在台上演讲，她臆想的那些人举着手机，她所面对的那种山呼海啸，都是网络舆论对我们的一种反噬。

记者：这些内容和想法都是来自于您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吗？

陈思诚：对。阮玲玉在那个时代留下了“人言可畏”的感叹，那还是一个以报纸为主要媒介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都尚且会被舆论吞噬掉生命，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更是这样。媒介从未离我们每一个人这么近，几乎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获取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人因为不在风暴的中心，没有被卷入到一个风暴或者一个事件里，往往都是抱着一种吃瓜的心态，在观看每一天不胜枚举地不间断上演的各种各样、此起彼伏、真真假假的所谓新闻热点事件，然后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这或许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现在人类的影响和反噬，这是我比较担忧的问题。我们特别理性地分析，万事万物都有利就有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给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便利，那它其实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反噬力量，我认为只是大家小看了互联网的反作用力。

记者：即使您对网络暴力的现象非常担忧，但电影的最后，护士李悦和小患者静静仍然在天台上讨论要珍爱生命。这样处理的寓意是什么？

陈思诚：我到了这个生命阶段，愈加对罗曼·罗兰那句话感同身受：“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觉得虽然我对一些事物是悲观的，但我依旧选择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去面对这种悲观。我们的生命特别的短暂和仓促，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依旧热爱它，因为它毕竟有特别多的美好。创作者的使命就是在这种悲观的底色上尽量去赋予它更多色彩，对更多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表达崇敬，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是要向上、乐观。

记者：最希望通过《恶意》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

陈思诚：我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一部电影后，能在未来发言、发声时，或者将以恶小而为之的时候，可以略微有一点点顾虑，能够想起这个电影里那些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哪怕能有片刻的迟疑，我想就是这部电影传递的最大善意。

生活是最大的类型片

记者：网络暴力这个议题其实这几年并不是没被拍摄过，和那些影片比起来，您认为《恶意》的创新体现在哪里？

陈思诚：首先是内容本体的创新。我觉得以前同类题材电影都还是围绕个体性事件，但这次我们想讲述一个泛社会性的事件，是塑造群像，这也是这个文本最难的地方，它的事件不是由某一个个体造成的。这个故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派，但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反派。我们常常在回避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或者人性的灰度，但我觉得文艺创作得说真话。

我一直认为《恶意》可能是一部具备社会实验性的电影，这是一个很新的内容本体。另外，相对其他影片来讲，我们还创新了表现手法，用类型片的形式把这个新的内容本体包装起来，把它归结到一种类型。

记者：商业类型片怎样才能在不断创新中给观众带来惊喜？

陈思诚：这不仅需要食材好，还要求你的做法符合观众口味。现在厨师比较难当，首先你要选到好的食材，但如果好的食材只是用特别平淡的方式煮出来，所谓强调它的原汁原味，观众是不买单的，因为现在市场的需求是“加麻加辣”的，口味已经被调得无限高了。

确实现在的观众是缺少耐心的，包括我自己现在的耐心也变得越来越少，静下心来读字的时间，尤其是读纸质小说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人有极强的自控力和抽离的本领才行。电影创作者必须顺应这个时代，所以不管我们想讲的内容是多么的扎实，多么的深刻，你都需要用相对容易“切入”的手段去让观众接受。首先得体恤现实，因为如果跟时代对撞的话，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但我们的顺应又不是真正意义上完全的迎合和投机取巧，我们是有态度的，只是把态度包装在相对柔软的形式中。

《恶意》里的反转就是我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我们不是刻意为了反转而反转，我们所谓的商业性，或者所有的反转，其实是一种比较现实主义的表达，因为没有比生活更大的反转，生活是最大的类型片。

拍什么比怎么拍更重要

记者：近年来您扶持了多位青年导演，从“误杀”系列到《消失的她》，再到《三大队》等等，他们的作品都经受住了市场和观众的考验，您是怎么把这些优秀的青年导演选拔出来的？

陈思诚：首先要看他的本质，然后再去看他的审美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等等。但现在青年导演最缺少的是“讲什么”的能力，而不是“怎么讲”的能力。他们缺少的是足够的态度，缺少足够的宏观判断力，或者缺少真正意义上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洞察。

讲好故事、掌握好节奏、调动好情绪都属于“术”的部分，现在很多青年导演可能都具备这种“术”，反而“道”是相对缺失的，就是我一直说现在很多青年导演不知道拍什么。“拍什么”比“怎么拍”，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更重要。

这一批青年导演，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从小在大量类型片中耳濡目染长大的，我们受到的电影教育一点都不差，但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的态度是缺乏的，就是你到底要讲什么，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你有没有态度，有没有想表达的东西，而且你的态度又不能是很单一的，因为你得什么样的题材都能拍。我一直觉得搞创作最重要的是毛孔要张开，一定要打开所有的感官，真正跟这个世界在一起，跟每一个生命在一起。

记者：我们常常说“电影要和观众在一起”，在创作实践中，在您看来，究竟怎样才能让电影和观众在一起？

陈思诚：现在的电影创作一定得想办法真正地跟观众产生强连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破圈”特别难，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很难进入到另外一些领域。电影想取得更大的公约数，创作就必须得有更具社会性的议题，更具社会性的情绪，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观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