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刚忙完。”重庆的夜色深沉，唐帅律师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间或有沉闷的咳嗽声。他刚刚结束了一天长达12个小时的工作，他的奋斗场所不在喧嚣的市井，而在一个被听力屏障远离的“孤岛”——中国三千多万聋人的世界。

唐帅参加完长久的聋人案件后，从法院走出

4岁那年，他目睹父亲在急诊室里痛得满头大汗，却因无法与医生沟通迟迟无法诊疗，这成为他人生第一次对“无声”的同情烙印。也是那天，外婆把唐帅叫到屋外，告诉他：“你一定要学会手语，等父母老了，才能好好照顾他们。”从那时起，唐帅开始自学手语。

银行、医院，那些健全人习以为常的公共服务场所，对聋人而言却如迷宫，对于他们的困境，出生在聋哑人家庭的唐帅更能感同身受。2006年，他正式以手语翻译身份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办理聋人案件，因沟通壁垒在眼前上演，他看见太多本可避免的悲剧。然而，一件件离谱的官司渐渐击破了他对聋人群体基本权益的简单想象。

“你能想象吗？在涉及聋哑人的刑事案件中，真正的审判者不是法官，不是律师，也不是检察官，是手语翻译人员。”唐帅说，笔录上白纸黑字的“我承认盗窃”，同步录像里聋人激烈的手语却分明在表达“我没偷”！手语翻译在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盲区”下，轻松作伪证，左右案件走向。这种让人愕然的错位，让唐帅感到心惊。“司法体系对聋人群体缺乏足够关注：没有手语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公平公正，竟系于翻译一人之口。”

随着唐帅参与处理的一些让全国关注的聋人案件曝光，他逐渐获得了大众的关注，更是成为了聋哑人群体的“代言人”，部分媒体将他塑造成“为聋人发声的英雄”，唐帅却坦言自己长期处于社会道德绑架与自我拉扯中，无数个深夜中他内心备受煎熬——每当工作压力、社会压力涌来，那些遭遇不公却求助无门的聋人面孔浮现在他面前，“活着为了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吗？”他无数次自问。最终导致他前两年患上了重度抑郁症，甚至产生了自残行为，全身疼痛、彻夜难眠，一度被送家人送到医院治疗。

作为听力健全者，却成为聋人群体最信任的“代言人”。这种特殊身份让他既在聋人文化之中，又在其外观察。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有一种被裹挟前行的撕裂感。“有时候感觉活着丧失了意义，丢失了原本的生活状态，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但我现在坚持过来了，所以还可以继续。”带着这段经历的回忆，以下是正观新闻记者与他的对话。

“聋人群体没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正观新闻记者：你对目前聋人群体的状况有哪些看法？

唐帅：从我最初从事司法翻译工作开始，就意识到聋人群体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促使我转行成为律师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聋人群体规模庞大，整整三千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重庆市的常住人口，放到国际上甚至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人口规模。

虽然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就像火车提速时难免会有车厢脱节一样，聋人群体始终没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我最深刻的感觉是，无论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变化，聋人群体似乎始终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态。他们的认知水平、信息获取能力都停滞不前，仿佛被隔绝在现代社会之外。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聋人群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严重缺失，法律服务体系更是近乎空白，没有手语检察官、手语警官等。那案件的审理调查都要靠手语该怎么办？好的坏的都是手语翻译在说，根本没办法把控案件风险。

 正观新闻记者：你从2006年就开始帮助办理聋人案件，手语翻译做了7年，2017年你们的律所“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成立了，来寻求法律帮助的人都是聋哑人吗？处理的都是什么类型的案件？

唐帅：来我们律所寻求帮助的人三成都是聋哑人。

就像“庞氏骗局”这个案件，说实话，在我看来它只是因为被媒体广泛报道而显得特别突出，这个案子波及到了全国近40万聋哑人，诈骗金额高达几十亿。

我记得有一天同时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的有360人以上，最后我们跟物管协调，把楼下的一个公共会议室借来使用了。所里的年轻律师当时非常恐慌，大家从来没有一次性接触过这么多当事人。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们每年都在处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相同的案例，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多年前，我们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了一个由健全人操控的聋哑人犯罪团伙。他平时是怎么管理这些聋哑人的呢？对男性成员实施暴力殴打，对女性成员则指使团伙内其他成员实施强奸致孕，并在怀孕5-6个月时强制引产。因为法律规定，即便引产以后也是在妊娠期，必须要取保候审、监视住所一年以内。这样从怀孕到引产加起来，一年多就过去了，一年后继续循环实施这种暴行，确保团伙成员始终处于控制之下。

团伙被公安一锅端了之后，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自信能让聋哑人受他的摆布和控制。我问他，“你就不怕人家告你吗？”他说“不怕，他们不懂得向谁告。”

“这事不该这样，聋人不该被这样对待”

正观新闻记者：你曾说律所曾因代理敏感案件被施压，目前有正在处理的聋人案件吗？

唐帅：我们最近正在处理一个特别棘手的案子，跟一个诈骗集团斗智斗勇。这个公司注册在武汉和香港，打着“证券公司”的旗号招摇撞骗，实际上就是个投资咨询公司。他们专门针对聋人群体，承诺每天2%的投资收益，还让受骗的聋人去发展下线。

说实话，这种骗局连股神巴菲特都做不到每天2%的收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骗人的。但现在问题在于，这个骗局刚刚开始，受骗的聋人还处在尝到甜头的阶段，类似“庞氏骗局”，根本不会主动报案。我们想提前干预，但作为律师，既没有执法权，影响力也有限。

我尝试在快手上发视频提醒大家，结果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直接让平台把我的账号封了，视频也下架了。更气人的是，骗子反过来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发表动态说说：“看，快手都封了唐律师的号，说明我们才是正规的！没骗人。”结果一晚上受骗人数就从一千多暴涨到四五千。

我急得整晚睡不着，最后通过六年前认识的一个快手副总，凌晨三点打电话求助，跟他讲了这个案件的严重性，这才能把账号解封。这些短视频平台兴起确实是一个好事，大大丰富了文化生活，也解决了聋人群体的一些就业问题，很多聋人也利用短视频平台自己在直播带货。但最大的问题没解决：这些平台根本审核不了纯手语视频，导致骗子的视频满天飞，通过手语视频传播犯罪，我们却束手无策。

我现在是一方面自掏腰包想办法取证，另一方面把收集到的证据都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很多人说我这是正义感使然，但说实话，我不爱谈什么“正义”这种大词。我就是个普通人，没那么大能耐主持什么正义。真正驱动我的，是心里那股不服气：凭什么聋人群体就要任人宰割？凭什么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却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他们虽然听不见、说不出，但同样是合法公民啊！

我就是单纯觉得：这事不该这样，聋人不该被这样对待，仅此而已。

 正观新闻记者：有数据体现聋哑人犯罪率高，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唐帅：说白了，聋人找工作实在太难了。虽然他们是残疾人，可照样得养家糊口啊，人被逼到没办法可不就得想歪招吗？那些不法分子就是看准这点，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很容易就把人带上歪路。

我处理过的案子里，甚至有聋人女孩连卖淫是犯法的都不知道，完全跟社会脱节。说实话，现在很多聋人的法律意识和文化水平，还停留在咱们五六十年代那种“文盲加法盲”的状态。大家接触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认知水平真的就跟那个年代的人差不多。

“选择帮助聋人群体，是源于一份同理心”

正观新闻记者：您曾提及“手语方言”导致农村聋人更难维权。当城市聋人维权成功获得正义时，那些无法使用标准手语的底层聋人，该怎么办？你有哪些建议？

唐帅：其实对于聋人找上门的案件，我从来不会因为钱少就拒绝，其实我们律所对于聋人案件收费很低。虽然线下提供法律服务效率有限，但能帮一个是一个，至少能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我的微信好友有一半多都是聋哑人，每天只要有一段时间不看手机，微信的聊天框就会出现密集的“小红点”。

我每年都在坚持做几件事：第一就是自掏腰包组建团队拍摄手语普法视频；第二，每年花钱招收聋人到律所学法律，培养法律人才，之前就培养出了谭婷这样的聋人律师；第三，坚持为聋人提供法律服务。

但说实在的，这事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既要考虑经济能力，也要顾及身体状况。套话大话我不会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要真正改变聋人群体的现状，我觉得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先培养专业人才，然后为聋人群体建立专门的公共服务和法律服务体系；最终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条路很长，但总得有人去走。

 正观新闻记者：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重度抑郁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唐帅：大概是从前年到去年这段时间内，我全身疼痛、连续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有了躯体化的体现，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残行为，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我最初选择帮助聋人群体，是源于一份大多数人没有的那份同理心。可能也有我自己家庭经历的原因，看到他们在法律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障碍，我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开始的初衷。

后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给予了我许多社会认可和头衔，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一种光环，但这些认可同时也带来了无形的道德压力，我不想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美化自己，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这一两年我的自媒体社交平台动态更新频率明显降低，主要原因就是需要专注于自我心理调节。

在那段时期，除了必须处理的聋人案件外，其他事务我都尽量搁置了，让自己能够尽量放空。至于目前的恢复状况，应该说还算可以，至少现在我能够坚持继续工作，这本身就已经能说明我的状态在好转了。

“想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像同龄人一样过日子”

正观新闻记者：如果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手语律师第一人”，您希望自己以什么身份被记住？聋人口中的“唐法师”？还是其他更重要的角色？

唐帅：说实话，如果有一天国家不再需要“手语律师第一人”这个身份了，我最希望大家根本不记得我这个人。就想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像同龄人一样过日子。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多陪陪家人——我外公外婆去世时都没能守在身边，这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除了工作，我从小有个中医梦。小时候见过几位真正有本事的老中医，觉得特别神奇。现在的中医大多被资本裹挟，变味了。我崇拜中医是因为在真正的好中医手里，没有贵贱贫富之分，这点和现在被资本绑架的西医很不一样。

这个梦想其实也和聋人有关。小时候为了学手语，我经常帮厂里的聋人工人当翻译，陪他们去医院。亲眼见过很多聋人因为看病难，把小病拖成大病。现在他们依然面临这样的困境。

工作占据了我太多时间，每天工作10-15小时，全年无休。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停就能停的，这个位置上有太多人推着你往前走。要说什么时候能停下来？要么是国家不再需要了，要么是我不在了。当然希望是前者——那说明社会真的能保障聋人群体的权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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