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时，方励起身在领导面前扛起麻袋，身后一百多双眼睛刺得他脊背发凉，他成了别人眼中“假积极”的人。方励蜷缩了近两周，最终想通：“不必在意他人眼光。”

从此他的生命更轻盈，也更厚重。上学比赛裁判不公，他撕毁奖状；毕业辞去了核工业部的“铁饭碗”；创业挣的钱又补贴到了喜爱的地球物理仪器上；投资的多部文艺片屡屡碰壁，却痴心不改，卖房负债、耗时8年打磨导演首作《里斯本丸沉没》，一举摘得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桂冠。

受访者供图

正如方励所言，他是一个天然的人，自己的兴趣爱好，哪怕再苦再累也值得。71岁方励再一次将纪录片的目光放在了马航MH370失联者、二战时期2万美军和10万菲军的故事上，在人、物交互印证下，他要给过往的记忆骨架注入血肉。

如今年过七旬，方励仍活力不减，每日与电影团队的伙伴探讨着创作思路。初夏时节的一个下午，在方励的工作室，正观新闻记者与他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正观新闻记者专访方励

谈跨行：未知的明天才更有魅力

正观新闻：您在2000年开始自己的电影制片人职业生涯，似乎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您之前的人生经历似乎与电影并无牵连，是有什么契机吗？

方励：和电影结缘其实就是误打误撞，接触后发现它还挺有魅力，结果就上了“贼船”。2000年，作家王超还没做过导演，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阴差阳错认识了。他想拍个电影《安阳婴儿》问我能不能帮他，我没看剧本，只是让他给我讲故事。

听完他讲的故事，我觉得有点意思，我说那就干呗。电影开机两个礼拜，朋友问我电影拿到许可证了吗？我当时一脸茫然，反问道，拍电影还需要许可证吗？买胶片拍不就行了。我接触电影是因为无知，也没咨询任何人说干就干了。

我的前两部电影都是玩票，只不过第二部玩得认真一点，在亲自介入电影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这个行业里面有太多不靠谱的人，还不如我自己来干。

2003年，我才决定全身心来做电影，从第三部电影开始，或者是从第二部电影的后期开始，我才很认真地做电影。

正观新闻：您学习的是地球物理专业，又去了核工业部第三研究所，辞职后又投身商战，41岁时又玩起了电影，您是否曾对自己的人生做过长远的规划？您又是如何把握机会的？

方励：我觉得人的一生就是一场自驾游。自驾游不需要打卡，也不需要规划。在我看来，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生才会更有魅力。如果人生路都是定局，你都看得很清楚，这就与打卡无异了。

我鼓励年轻人自驾游，随遇而安，然后根据自己的突发遭遇随时拐弯，随时可以重启。人生是一种体验，是一个旅程，其实不用那么严谨，那样自己会变得很无聊。我对年轻人的忠告就是，人来世间是来玩的，3万多天就走了，你能有什么目的？ 

至于把握机会，其实机会都是一样的，只是看你如何看待机会。因为一个事物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出现了机会。如果你是一个胆小、按部就班的人，那么它就是风险。如果你明白我们的人生是用来体验的，那么它就是机会。我常听年轻人说自己迷茫，其实迷茫就对了，这说明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去闯就是了，有啥好纠结的。

谈电影：不抢救或许就来不及了

正观新闻：71岁这年，您的电影导演首作《里斯本丸沉没》上映，有人评价说，您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别人也做不了、再不做就晚了的事情。您能否谈谈这种必然性以及创作这部电影面临的挑战。

方励：我一开始是听说里斯本丸号沉船没有人找到，恰好我又是干海洋测绘、地球物理勘探的人，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就像爱爬山的人天经地义地想要征服无人踏足的山巅，我们就觉得邪门，为什么这么大条船找不到？于是就去找船了。

找到这个船以后，我本能地知道，物证我找到了，这是一个被遗忘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人证只剩了两位，一个94岁的林阿根，一个是98岁的丹尼斯莫尼，都是90岁以上的高龄，再不去抢救或许就来不及了，这些事需要记录下来。

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了那么多让人心碎动容的家庭、爱情、亲情、人性的故事，我本身又是做电影的，这些故事也非常适合用大银幕来跟观众分享和交流。此外，我参与电影制片，但从来没做过纪录片，或许这就是必然性吧。

在我看来，机会是偶然的，但你准备充分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必然的了，因此我做这个电影也是必然的。

正观新闻：电影中您印象深刻的人物有哪些？能否分享一下幕后的故事。8年时间，您记录下无数素材，你在选用素材时，有哪些选择标准？能否举例？

方励：其实所有人我都忘不了。我们在一开始想抢救性采访这些口述历史的亲历者，考虑做成一个电视纪录片，这样成本很低，做起来很快，最多半年到一年就完成了。

在第一次群访的时候，我们走进一家人，告诉他们可以随便说些什么，我们拿着机器记录，就像树洞一样听他们倾诉。他们讲述的内容充满了有张力的情感，生动的细节，这些是我们做编剧写不出来的、做演员演不出来的故事。

但那个时候幸存者的名单不够多，只有20个左右。我们想知道还会不会碰到更多的故事，于是决定去打广告寻找幸存者，最后找到了380多个家庭。

2018年10月，我们决定将故事搬上大银幕。第二年我的摄影团队全换了，改成了电影摄影团队，不光是讲事，还要拍人。2019年10月，我们带这些老人来中国向他们的父辈道别。这个活动结束的两个月后，疫情就爆发了，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离世，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历史的最后一刻，让我知道了这个事，我又阴差阳错把船找到了，又因为感动从而大规模地打广告去寻人，收集记录他们的心声，结果就拿到了足以做成一个这种电影的素材。

由于大银幕电影的时长，对于素材的选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我身后黑板上的时间轴，对每一个领域都进行了分类，比如说人性，有美国的雷达兵、日本船长；爱情，空荡荡的坟墓；还有无数孩子的等待。分完类以后就从结构开始入手， 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班纳姆提供的历史事件的真相，用影像把它还原出来的。我们俩是接力棒，他调查历史，我调查人，但我做的占比更大，所以《里斯本丸沉没》更多是关于人的故事。

正观新闻：您如何理解日军在船上留下敢死队防止战俘逃跑？以及村民冒死拯救藏匿不认识的英国士兵？

方励：这一艘船是个运输船，载有1816个盟军战俘，主要是英联邦的，不光是英国人，还有澳洲人，加拿大人，还有新加坡人，新西兰人，但都是英联邦的军队。除了战俘，船里还有2000多吨矿物，还有橡胶，还有50门高射炮，这是一个押运的部队，就两个连，最大的军官就是一个连长，他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一船货物运到日本。

当这个船被击中以后，日军也一直在努力试图把这个船拖到上海，就拖了一天一夜，最后这个船拖不动了，断了。

780多个日本兵全部撤退了，留了6个敢死队员在那看守，他们把英军战俘全部封死在船舱底层，几乎没有空气，没有食物，没有灯光，明摆着日军已经准备让战俘去死。

我和黑泽教授曾探讨过，我们最后一致认为，这就是一个恼羞成怒、歇斯底里、丧尽天良的暴行。我猜想，他们是把怨气嫁祸给了战俘，你把我的船打了，你让我运不了，我要你的人一块死。所以我认为这是恼羞成怒产生的丧尽天良的行为，所有的屠杀都是反人性的。

正观新闻：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中国东极岛上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无论国籍都上前营救。

方励：我觉得很正常，在渔村里面，这些渔民家庭免不了有亲人死在海上，所以跑海的人有一种非常质朴的情感，看到有人落水，有人在逃命，就上前营救，因此中国渔民的这种善良和质朴才显得更伟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动机，他们不懂什么国际主义、同盟国，他们只是本能地救人。越是朴素的本能，才是越感动人的。

正观新闻：《里斯本丸沉没》一路斩获第十一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纪录片等多个奖项，您如何看待该部影片您以个人视角的方式讲述电影。

方励：有人说我站在英国人的视角，我反驳说，我长得像英国人吗？幸亏我出镜了。第一，是我在拍这个电影，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讲述英国人和盟军他们的苦难。第二，我代表的是今天的中国电影人，也是这一代人，是我们的先辈救了他们，同时我们也拯救了历史，这是非常明确的态度。

去年业界在研讨时，大家都认同这一概念，好莱坞拍伊拉克的故事叫好莱坞故事，是因为用好莱坞的逻辑视角、价值观念和话术在讲故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讲别人的故事？为什么一定要讲自己的故事才叫中国故事？作为一个大国应拥有文化自信。

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过去很多西方人很同情我们，习惯讲中国人的苦难，难道我们中国人不可以讲他们的苦难吗？中国作为全球中的大国，我们在现代文化熏陶下，在信息自由的时代下，电影人可以讲全世界的故事，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也是天经地义的现代思维了。

正观新闻：为了拍这部电影，您卖掉了房子，欠下了贷款，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您觉得后悔吗？您能否谈谈您的金钱观？

方励：钱最大的价值，就是拿来消耗在自己想做的兴趣爱好上面，我只是把“廉价”的房产和钞票转化成了更有意义的财富。无论是有形和无形，还是现在或未来，这都是一笔财富。

因为电影能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记录了2000多个家庭的一段历史，它一定活得比我长，你说我赔了吗？我反倒觉得我太幸运了，有这样的机会把钱花在这里。

至于生活是否拮据，我这个人就算勒紧裤腰带也是潇洒的，状态也不会受影响。顶多就像爬山时，肩膀上的担子重一些，多几块石头接着扛，也不会影响我继续往前走。

受访者供图

谈人生：一辈子做重大决定都是感情用事

正观新闻：有人说您是一位自己认为该干的事情，就义无反顾地干到底的人；也有人说，您是喜欢“折腾”的人，您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方励：其实我一直说我就是个普通的人，一个很天然的人。大家觉得我这人比较有个性，或许和我天然这个样子有关吧。

我不太在意别人如何评价我和我做的事，成和败由我自己说了算。尤其是年轻人要敢于去尝试，遂自己的心愿去实践就好。包括中老年人，任何时候去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机会不应该放弃，因为你做这些事是取悦你自己。总想要金榜题名，事业有成，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你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到底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了他人的评论而活，这是最大的区别。

我是一个很天然的人，从小到大就是贪玩，自己的兴趣爱好哪怕再苦再累也值得。我踢足球踢十几年，踢球能把我累死，龇牙咧嘴遍体鳞伤，还能玩儿上一天。我这一辈子做重大决定都是感情用事，从小到大，这个德性没变过。彻底顿悟是在我22岁那年，从那时起我就撒了野，之后总是追随自己的心声和心愿去做决定，至于别人怎么评价，真的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包括我做电影也一样，票房好坏其实跟我关系不大。

正观新闻：回顾过往，您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最困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如何熬过来的？

方励：我做科研取得突破，这些都有意义，但最骄傲的还是拍出《里斯本丸沉没》电影，它的背后是2071个家庭，我把他们父辈的遭遇，用电影记录的方式呈现给了世界。 

至于困惑，大概就是我没做过导演，我也没做过这样类型的电影，如何呈现这一历史影像让我困惑了一年半，中国历史没有这样的电影，我被逼无奈只好做实验，花了好多冤枉钱，走了好多弯路。当时请了央美的雕塑家做泥塑，把平面的照片还原成三维，然后用光学三维扫描建模。建完模以后，我们发现不管是真人还是动画，都有点怪。我们还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动态扫描，然后用数字模型贴片，但还是完全出戏。

所以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让人通通都不动，镜头动，军舰、船、海水可以动。这就最终的效果。后来我们感觉这就对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还原当时的氛围和气氛，不是让人表演。

这个电影整整干了10年，涉及声音、配乐、图文设计、包装等团队，前后至少有三四百人在不同阶段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工作。疫情期间又出现了种种困难，很多事情被搁置，我所有的公司都赔钱，资金链断了，钱都“烧”光了。没办法，前两年就把自己所有的房产都卖了。

正观新闻：您会将自己人生划分为哪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怎样的处世哲学？来到古稀之年，您有哪些新的人生感悟？

方励：我分为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郁郁寡欢的少年时代，青年至今撒野的时代。如今到了古稀之年，生命开始倒计时，这是个更撒野的年代，我更无所顾忌了，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全给干了。

12岁以前，我是一个撅着屁股闷头玩耍的家伙，从小就喜欢各种航模、无线电、电机，天真烂漫，淘气贪玩。特殊时期到来后，由于家庭的原因我被歧视，被抄家，被排挤，这也是我所说的郁郁寡欢的8年少年时代。

22岁时，一件事让我彻底醒悟，那是我做了一件该做的芝麻大点事，却让别人觉得我是假积极， 100多双眼睛盯着我，一瞬间让向来胆大蔫淘的我感到畏惧。就像别人都在懒散晒太阳，而我突然干活了，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人的眼光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近两周的时间里，我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突然有一天我就乐了，我为什么会在意他们怎么看我呢？从此那层窗户纸就捅破了。

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要能突破这一点，从此就自由自在了。我经常跟小朋友们讲，父母说什么尽管听着别反驳。他们是好意，只是观念过时了，你要都接受你就活成父母长辈了。我一直鼓励大家跟父母好好相处，但今天时代不同，父母是活在昨天，你是为明天活的，不矛盾的。

来到古稀之年，我的人生感悟就是，我一醒来就是幸福感，我还活着，今天又可以玩了。我和很多老年人交流的时候，最想提醒他们的就是，只要还活在人间，就不要消极的、胆小的去养生，仅仅为了养生而养生，那叫等死，那叫苟延残喘，要主动活在人间，不管你多大年龄，你做任何一件新的事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永远可以再出发，你80岁也可以再出发。

谈未来：计划再拍两部纪录片

正观新闻：您曾向媒体透露要拍一部关于马航MH370的纪录片，如今进展如何？

方励：寻找马航MH370失联的真相，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但我更关注那些失联的人，他们是谁？他们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的家人是谁？

我准备拍的另外一部纪录片电影，是讲述二战时期发生在菲律宾的，关于2万美军和10万菲军的故事。2024年9月，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值得讲的故事，因此决定拍摄相关电影，但还要慢慢寻找切入口。目前我们整理了一些初步的史料，后半年的工作量就是调查，寻找人证，物证。这两部电影都不是虚构的故事，拍起来更难，耗费的时间也更长，最快也得两年半，长则三年五年。

正观新闻：您对年轻的电影学子有何寄言？

方励：感受人间，好好行走，我觉得电影展现的是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和情感中，你体会到了一些独特的、观众没机会接触的情绪或感受，你觉得值得分享给大家的，不管是趣味性的、或是神秘性的和传奇的，都可以去分享。

我觉得电影本质是来自于生活，首先要完完全全拥抱这个世界，拥抱生活，然后去分享你一路上的各种感受，技巧可以训练，但真情实感总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要停，永远保持好奇和感受，你要感受这个时代，感受历史，感受千千万万的人，拍电影，你要对观众友好，去跟观众讲打动人的有趣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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