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农民工正在逐步告别建筑工地。据记者梳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地均作出此项要求。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6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得不离开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地，或者被迫转行，或者告老还乡。

对于清退建筑行业超龄农民工的政策，一些在工地干了一辈子的农民工表示不解：“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一些农民工表示支持：“年纪大了，反应慢了，一旦出事，对家庭就是致命打击。”理解与不解的纠结，恰恰说明了清退超龄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

应该说，禁止超龄农民工从事建筑施工行业，是出于安全考虑，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对体能要求较大。超龄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无疑会加大施工风险系数。事实上，建筑工地正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区域。

但在考虑安全的同时，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清退背后的农民工生存问题和养老问题。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且近五年来呈现递增趋势。

越来越多的大龄民工跑到建筑工地，不是因为“闲不住”，恰恰是因为“不能闲”“不敢闲”。相较于拥有稳定工作和养老保障的城市职工，他们不仅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还面临着攒钱养老的压力。高风险的建筑业，其实已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比较赚钱的工作了。

显而易见，对于超龄农民工一刀切地清退了事，不是最妥善的办法，尤其是考虑到“用工荒”的现实问题以及普遍鼓励延迟退休的时代背景。对于那些仍有余力从事建筑工作的超龄农民工，也不妨多些具体情况具体看待，让合适的人有选择权继续留在工地发挥余热。在这方面，天津的做法值得效仿——对于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在清退的同时留有余地，让超龄农民工也有选择，方能最大程度彰显政策的善意。

而更进一步的，考虑到超龄农民工终将离开工地的现实问题，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做好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统筹工作，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地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门也应该做好技能培训工作，为超龄农民工提供更加多元的就业渠道，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

光鲜亮丽的城市建设，同样凝聚了农民工的心血和青春。超龄农民工究竟路在何方，显然不能全部压在花甲之年被清退的他们身上。清退的同时做好保障工作，让超龄农民工安稳退场，是政策应有的敬意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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